收到孙继南先生寄赠，由他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于去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以下简称《纪年》)，我正值感冒发烧。虽病不适，但还是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特地从书柜中找出他原由山东友谊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初版本《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将二者比较着一睹为快。

记得2000年时，也许是我正在文化部从事艺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缘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大百科》编委会安排由我编撰“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条目。在编撰其稿过程中，我喜获孙先生《纪年》的初版本，从中获益匪浅。诚如他在初版本的“后记”中所说：“研究历史，史料的大量拥有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孙的初版本，已博搜广引，“收有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有作为历史见证的当事人的追忆，有大量选自辞书文献的条目和史料”，并“相信它的面世，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者及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将会有所启迪和帮助。”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我在研读他那本478页的初版本时，这样的感受显然应是最为深切的。事实上，初版本问世以来，也正如作者预计的，唯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实用价值，已在音乐教育和音乐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资料频频被有关学术论著参考引用；部分高师院校还将它作为中国音乐史课的辅助教材，以便学生了解中国音乐教育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等等。

令人敬佩的是孙先生并未因而满足却步，其后4年中，年迈多病的他殚精竭虑地进一步索隐钩沉，将史料不断加以充实，到去年又推出了《纪年》的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