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平　赵连昌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先行者，为语文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作文教学法》对写作教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尽管讲的是传统文言文的读写教学，但其间透出的观念却具有现代性“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梁启超以文言文作为范文，对传统作文教学经验进行挖掘，并吸收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教学观。其中蕴含的合理性与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的作文教学改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规矩：作文教学规律的创建

“所谓写作，是把个人脑海中的想法，以合理的逻辑、正确的文法和标点符号，用笔写出句子，组成段落，进而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而传统写作教学历来认为“文无定法”，不重视对写作规律的传授，而是靠学生摹仿与体悟。针对这种现象，梁启超指出：“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所谓“规矩”，是指作文的一般规律，但不是指“文章轨范”、“桐城义法”之类，那些“多半不能认为正当规矩”。“我所要讲的，只是极平实简易，而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他认为老师与学生都应该懂得作文技术的规矩准绳。梁启超还进一步阐释了“规矩”的具体内涵：“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的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是所有文章的共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又针对不同文体的“规矩”作了特殊的规定。例如无论哪一类记载文，都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是“客观的真实”，第二是“叙述要有系统”。而“论辩文”最要紧的两个条件是“耐驳”和“动听”。

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对于“规矩”与“巧”两者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规矩”是“巧”的基础，“规矩”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人，绝对不算巧。”但是，传统教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做法恰恰本末倒置，“去规矩而言巧”，混淆了作文的一般规律与文章技巧的界限，以技巧上的要求取代作文的一般规律，这就超出作文教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凡是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所必需的，便算是“正当规矩”，凡是做好文章所必需的，则是“于规矩外求巧”。这一区别，为写作理论知识合理地进入教学领域铺平了道路。所以，梁启超对于写作教学，“所讲只是规矩，间有涉及巧的方面，不过作为附带”。

关于获得文章“规矩”的途径，梁启超主张阅读教学应为写作教学服务。在选择阅读教材时，不必过于拘泥，但是有三类要排除在外：“一，绮靡之文如专尚辞藻的骈体。二，矫揉之文如八家末流貌为古调者。三，空泛之文凡带帖括气者”。这一标准也是摒除“于规矩外求巧”的恶习。通过阅读教学，分析诸多范文的结构章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每一学期能照这样的讲授四五组，中学毕业下来，学生总有好几百篇文章经过目，经过心，再没有不会作文的了。”

二、应用之文：作文教学内容的确立

究竟作文教学应以何种文体为主，这是摆在当时语文教育界面前的一个受到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梁启超主张在学校里，作文教学应重在指导学生写有实用价值的文章。蔡元培也持这一观点：“国文分二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的时候不能不有的。”“学生的国文既应以实用为主”。

梁启超对教学文体的第一个层次上的划分，是把文体划分应用之文(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和非应用之文(情感之文)。他强调学生作文主要写应用之文而不是文学创作，中学作文教学的目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文学家。“学生须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除却高中里头为专修文学的人作特别预备外，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这一主张既超出了狭隘的、根深蒂固的“为金榜题名而写作”的写作目的观，又走出了专为文学创作而学的误区，把握了写作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以后实际工作需要的正确导向。当然，梁启超也不是绝对排斥纯文学的创作，他强调的只是写作教学的重点。

应用文分为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两者孰重孰轻，梁启超又进行了第二个层次的划分。他在《为什么注重叙事文字》中说：“论事文和记事文孰为重要，学起来孰难孰易，这些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姑且不细讨论。但现在学校作文一科，所作者大率偏重论事文，我以为是很不对的。因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来。”梁启超针砭了当时偏重论事文的时弊，他对学校“专教论事文”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全是中了八股策论的余毒”。他的这种看法是与他的反科举、反八股的变法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在作文课内养成这种种恶习惯，焉能不说是教育界膏肓之病。宋明以来，士大夫放言高论，空疏天真，拘墟执拗，叫嚣乖张，酿成国家社会种种弊害，大半由八股策论制造出来，久已人人公认了。现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凡有活动能力的人都从学校出，凡在学校里总经过十几年的这种奖励，……奖励，奖励，奖励，奖励偏见，奖励虚伪的教育，养成不健全的性格。他入到社会做事，不知不觉一一映现在一切行为上来。国家和社会之败坏，未始不由于此。

这种考试法，行了一千几百年，不知坑陷了几多人。不幸现在的学校，顽的依然是那一套，虽形式稍变，而精神仍丝毫无别。不过把四书语句的题目改成时髦学说的题目。”

他认为这种作文法，可以生出以下各项毛病:奖励剿说，奖励空疏与剽滑，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见，奖励虚伪。

梁启超曾经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的弊病，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事，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这种观点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强有力地否定。

三、重思维，求精作：作文教学方法的探讨

梁启超认为，作文教学在小学期间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文法，到了中学阶段要着眼于全篇的结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看法，与他的只重视“规矩”不重“巧”的教学观是一致的。拿到一个作文题目，材料也有，但是对于材料，常常有学生无法驾驭。“有时材料越发多越发弄得狼狈，闹到说得一部分来丢了一部分，把所有的意思都走了”要结构成一篇妥当的文章，关键在于整理思想。

在论述记载文的作法时，梁启超举韩愈的《画记》为例，用400多字，把画中人马及其他动物杂器500多件全部叙述清楚，“实很费一番组织功夫才能构成”，思维混乱的人是无法做到的，主要依赖于作者先区分主从轻重，再把主要部分一层一层的分类，以简御繁。梁启超对四种记载文作了分门别类的阐述，都极为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梁启超花在论辩文上的笔墨明显少于记载文，但是非常重视文章的逻辑性。他介绍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认为“不合思辩学法则为文家大忌”。文章要做到“辞与辞相待，句与句相覆，段与段相衔，中间不漏破绽”。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多写是人们长期以来所肯定的语文教育经验。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求“量”的同时，更要求“质”。梁启超认为：学生作文次数不在多，而在训练精。“出题目令学生作文万不可过多，依我看，每个学期两回最多三回足够了。课卷不必在讲堂上做，因为我们办的是学校，不该叫学生过考棚的生活。做一篇文章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去采集资料考量组织，然后做一篇得一篇的益处，亦正惟如此所以不能作得过多。”当然，减少作文次数的前提是每一篇文章都要写好，做一篇要得一篇的益处。另外，让学生每月作一篇以上的札记，可以用记载体记日常经历的事，也可以用论辩体写自己对于一个问题的感想。为了保证学生完成作文的质量，老师命题要贴近学生生活。“记载文题最好是学生身历或耳闻目见的事迹，物件或地方，除此以外，便要教师供给他们资料”，“论辩文题须是一个切实问题，最好是学生直接感利害者，最好是一个问题有两面理由容得彼此主张辩驳之余地者，至于历史上无关痛痒的文题，……皆当摒斥。”因为自古以来文人的通病就是，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做文章，而是因为要做文章才勉强来找话说。

四、求真与求达：作文评价标准的把握

关于作文的评价标准，梁启超说，“最要牢记者，仍不外我从前所说的求真、求达两句话，事迹要真，写出来还要逼真，务要完全达出自己所想讲的，有时虽很琐碎很累赘也不避”。“真”是就文章内容而言，“达”是就文章形式而言，这是梁启超对作文评价的总的标准。

“真”是指要“客观的忠实”。以梁启超最重视的记载文为例，他认为既然记载文以叙述客观事实为目的，那么一切虚假都是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的。所以在文章选材时，对于材料之搜集要特别认真，并且要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要注意不可把主观情感加入其中，对客观事实作任意的夸大或减轻。“要而言之，凡作一篇记载之文……；一面对于事实负严正责任，一面对于读者负严正责任。”学生初学作文时，就要把这种“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

“达”是指“要说的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原样”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原样，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一是主观的原样，是事物在作者心中的印象。文章最终形成后，落在纸上的都是作者主观的印象，所要把主观的印象完全表达出来，就是“尽文章能事”。“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辞达，所谓‘辞达而己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

梁启超重视作文规律的总结，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强调作文教学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作文的评价标准，形成了完整的作文教学体系，为我国早期作文教学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于新平 山东省实验中学东校教育处赵连昌上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