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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许渊冲二人曾是西南联大的同窗，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浮沉，西南联大的旧址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当年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却已成为中国最出色的两所高校里德高望重的白发先生。时逢2006年新春佳节，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文学翻译家许渊冲在聚会席间闲谈，他们从翻译出发，展开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同时展望了中国文化的美好未来。许渊冲夫人照君、杨振宁新夫人翁帆也在座。

许：振宁，你是中国世纪的第一人，你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不如人的心理，而我要改变的，是中国人文化上不如人的心理。小帆（指翁帆）是接班人，是中国新世纪的曙光。我在欧洲的时候，发现英国人、法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都没有味儿。所以外国人就说，你们讲李白、杜甫那么好，我们怎么没觉得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外国人一点儿不觉得好。我们中国人有团圆观念，由圆月想到人团圆，但是外国人没有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能理解。所以我把“明月光”翻译成“a pool of light”，月光如水；把“思故乡”译成“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沉浸在乡愁中”，将乡愁也比作水。“水”的意象就像“圆”一样，把月光和乡愁联系起来了。这个科学没有，这是文学艺术。

杨：文学比科学复杂得多。因为科学是单线的，要讲逻辑；但是，讲逻辑的文学不可能是好文学。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总体的方向上走，而西方文化却是向准确和具体的方向走。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没有了。

许：这里还有一个弱势与强势的关系，在中文是强势的，到了西方可能就成了弱势。我们做中译外，就要把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的长处结合起来，为世界创造新的文化。文学翻译讲的是1+1>2，同时又不脱离原文。借用吴冠中的一句话：“风筝只要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翻译呢，只要不脱离原文，翻得越自由越好。西方的翻译理论还在必然（necessity）王国里挣扎，中国的译论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了。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任何清规戒律都可以打破。” 打破了清规戒律就可以得到自由。

杨：我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重视越来越显著了，你在这里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许：你可以让小帆接班。

翁：许教授有个学生辜正坤，曾经出版过一本《中西诗比较鉴赏》，其中谈到你（对杨振宁）刚才说的，中诗在形式、音韵等很多方面的优势是英诗不能够相比的。不过，许教授认为，文章译得越美越好，我却看到很多文章攻击你这个说法，说你译得比原文美的话，就不忠了，就超越了翻译的标准。

杨：有人这样讲？

许：多了。

翁：您提出的“文化竞赛论”、“发挥译入语优势”，这两点都有人攻击，我的硕士论文本来打算写您的这一主张，列出反对意见，再加以分析。我想从辜正坤的那本书出发，通过对比中诗与西诗，证明要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因为中文写诗比英文好，所以用英文译中诗，就必须要发挥英文的优势。

照：不知道小帆有没有看过许先生的《诗书人生》，书里提到翻译跟国家形势发展有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我们的文化也要跟着上去。

杨：是的。意大利人把歌剧看作国家文化的精神，他们感到非常骄傲。我想，这当然是值得骄傲的，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其它语言是不好比的。但是，从对整个世界、对全人类的影响来说，意大利歌剧却无法跟中国诗词比。中国诗词的重要性和特点，我要去看看这位辜先生发挥得够不够，这是值得发挥的。而且，这一类的文章，以后写的人要越来越多，因为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注意。我知道，现在，领导人比较着急。刚才说到的几个运动（指席间论及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等），就是要让中国的民众注意中国文化。这一点，我当然赞成，不过，我要讲的是：不必着急。只要整个中国强盛起来，这是自然的事情。当然，如果重视的话，可以快一些。我看，任何一个灿烂的文化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强大了，文化自然会变得重要。在这一点上，许渊冲占据了一个“优势”的位置。

许：不过，中国文化再灿烂，让全世界都来学习中文还是不大可能，而翻译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我只是个开路先锋，革命自有后来人，未来要靠他们。刚才振宁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富强，中国要发展，翻译就要发挥作用。小帆的专业选得好，你从我这里学译诗、学艺术，从振宁那里学科学，然后还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登载，德国飞机轰炸英国，英国战士上前线，叫做“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前方的战士面对硝烟，女孩子们却在后方涂脂抹粉：“powder the face”，这在当时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就记住了。后来翻译毛泽东诗词，“不爱红妆爱武装”，我正好把这一句用上，而且比原诗来得更妙。因为原诗两个“爱”都是动词，两个“妆（装）”都是名词。我的face和powder都是一为名词、一为动词（“face”一为面孔，一为面对；“powder”一为炮火，一为涂脂抹粉）。

杨：我是念物理的，念物理跟你的职业（文学翻译）有很大分别。你现在回忆过去的工作，常常会有非常高兴的地方。“face the powder”和“powder the face”，得意得不得了；“不尽长江滚滚来”，又得意得不得了。念我们这种学问，却很少有这样得意的时候。我想十年之中，或许能有一个觉得还可以的。而你的工作呢，可能没过三天就有一个得意的东西出来，而且你还能告诉你的爱人，究竟得意在什么地方。我们跟我们的太太讲就没有用，不单是跟做文学的人讲没用处，由于物理分了很多支，这一支跟那一支讲，一时也可能不大懂。比如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做的东西，妙在什么地方，我也要研究很久才能懂。这是你们“占便宜”的地方。

许：但是我们的待遇差得很远哪。振宁是“正部级”，有车坐，我却没有车，我还得坐你们的车来赴宴。

杨：像许渊冲这样的，在西方的待遇比科学家高，比如亚瑟·弥勒（Arthur Miller）。西方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地位远比一般大学教授高。许渊冲出了六十本书，单是版权就很值钱。

照：那还是这几年。在前几年，一本《诗经》译得那么好，只卖了三千多块钱。

许：钱只要够用就行了。胡适说过：“片刻的欢乐可以胜过生命的坎坷。”巴尔扎克钱不够用，娶的夫人比他大十八岁，但是个贵族，巴尔扎克

就缺少一个贵族头衔。后来他把名字改成Honoré de Balzac，“de”表示贵族，是假的，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其实他比贵族“贵”多了。

散席后，翁帆把她的硕士论文送给许渊冲先生，她的论题是“许渊冲的‘创译论”。文中说，一般人认为忠实只是“形似”，其实，从宏观的角度看，“神似”的创译也是忠实的。许渊冲先生表示赞许。

（本文已呈杨、许二位先生过目，征得二位同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