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简”的政治属性是中性的，“二简”的动态认知率为96.875％，可以从“二简”及其“修订草案”中吸收少量科学合理的字；继续简化一百到两百个汉字，以适应社会应用特别是信息处理的需要；研制《规范汉字表》应该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规范汉字表 吸收 “二简”字

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文法》）颁布。《语文法》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2001年4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规范汉字表》研制项目。

2002年5月～8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先后在井冈山市、合肥市、烟台市召开三次专题研讨会。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次研讨会的论文集。《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四五年来发表了若干篇这方面的论文。现在，有关部门和课题组专家在纪念汉字简化50周年之际，继续向全国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我认为，《规范汉字表》应该从1977年颁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及1981年的修订草案中吸收少量的合理的简化字，以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应用。

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评价

1.政治属性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第二天就在报刊上试用，小学教材也随后用“二简”字排印。然而好景不长，从1978年4月到7月，有关部门纷纷停止试用，收回成命。1986年，“二简”字被正式废止。这一过程留下了“S”形的很多谜团：“二简”字是什么人搞的？是什么路线的产物？1976年10月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本着“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精神，推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到了80年代，《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却成了“造反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已故的汉字改革前辈郑林曦先生说：“有的同志认为第二次汉字简化，是在‘左倾空气之下造成的错误，好像有个报纸的评论也这么说。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四人帮是反对简化字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拟成后，拿给张春桥，张春桥一直不看，压了将近半年，然后推给周总理去处理。周总理看过后说：‘此事（简化汉字）主席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这次才这么一点？又说：‘征求群众意见是好的，允许群众修改。偏旁大可以简，而且要一律。然后文改会才把过去从各地群众中搜集的字挑选一些，重新增加上。这样才搞出个《二简方案》（草案）。这跟‘四人帮毫无关系，没有一个所谓‘左倾造成的问题。实际上头一个同意《二简方案》拿去向上报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他后来被四人帮整死了。因此，违背历史事实，硬说《二简》是‘左倾造成的，这是不对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48页，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从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97～10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陈永舜先生的专著《汉字改革史纲》（第199～20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费锦昌先生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第331～343页，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看，“二简”产生的大致情况是：这期间文改前辈叶籁士先生是文字改革办公室（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郭沫若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2期发表《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的文章，毛泽东主席重视，周恩来总理具体过问——“二简”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可是现在社会上、学术界还是普遍认为（至少人们的大体印象是这样）：“‘二简是‘造反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这样一来，语言学界就不能够畅所欲言地讨论‘二简问题，让人心有余悸和“预悸”，竟至于谈“二简”色变。好在‘二简的孕育、诞生距今不过30年左右的时间，当年参与其事的人还没有全部谢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继承者。我们希望当年参与其事而今天健在的老专家出来把这段历史较为详细地写出来，澄清历史，留给后人；或者国家语委通过了解内情的老专家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搞清楚，给出权威的、定性的“说法”：“二简”到底是不是“造反派”搞的，是不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如果是，那“造反派”具体是哪些人；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二简”就应该从纯科学的角度，不必带上政治的有色眼镜。王力先生说过一段名言：“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不拘任何党派，都能与汉字改革的政策相容；任何党派利用它为政策之后，它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好坏，也不会因党派之不同而有所差异。”（《王力文集》第七卷，第30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学习，中国语言学界已普遍抛弃了马尔“语言文字有阶级性”的谬论，在“二简”上问题，怎么能让马尔思想再回来呢？

2.猜认实验

“二简”被废止，原因之一是人们觉得一夜之间文字面目全非。客观地讲，“二简”确实数量大，推行急，超出了人们的适应性；但是这个缺陷也被人们夸大了，心理因素超过理性思维，排斥的力度也就超过了失误本身所应该产生的排斥力度。已故文改前辈尹斌庸先生与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罗圣豪（John S.Rohsenow）曾经合作，对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34名大学生进行认读实验，结果是：静态认读的正确率是38％，动态认读的正确率是96％，说明以繁体字为知识背景的人认读简化字并不太难，简化字不会成为两岸交流的障碍（《台湾学生认读大陆规范简化字的测查报告》，《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我让我的两个研究生认读、统计《红旗》杂志1978年第2期中的“二简”字（她们都是1989年读小学一年级，没有学过“二简”字），动态认读（静态的实验没有做，预计不会高于38％）的结果是：这本杂志共出现128个“二简”字，总使用频率3311次，只有（谰）、（慢）、（潜）、（街）4个字未认出，认读正确率96.875％。她们说，感觉有两点，一是认读开头感到很别扭，后来就逐渐习惯了，二是“二简”字的确写得快。这两次实验数据表明，简化字、“二简”字在动态环境下的认读基本不成问题，所谓“面目全非”有科学之外的社会心理因素。

3.整理吸收

1980年6月2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主任会议，决定成立由王力、叶籁士等11人组成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修订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从原草案中的462字中精选出111个（可作偏旁的20个和不作简化偏旁的91个）字，作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经文改会全体会议通过，印发10万份在全国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方式是逐个在相应字的后面画圈（同意）或者打叉（不同意）。两个月后收回意见书80888份，111个字得票全部在半数以上，其中87个字得票在7万到8万之间（陈永舜《信息化需要再简化一些汉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第354～35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然而，这个《修订草案》也“胎死腹中”了。我们并不认为“二简字”及其《修订草案》全部科学合理，甚至也不认为“二简”字多数科学合理，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科学合理总是事实吧？

“二简”字比原字科学合理；其中，“二简”字把“没”调整为“没”，以增加与“设”的区别度，更是很不错的调整措施——为什么要把“二简”全盘否定掉呢？

二、汉字继续简化的必要性

1.《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字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汉字，其中16画276字，17画185字，18画90字，19画81字，20画47字，21画28字，22画22字，23画12字，24画8字，25画6字，26画、30画、36画各1字，总计758字，占总数7000的10.82857％。

2. 中文信息处理的138个电脑字

15×16构成的240低点阵删格内最大限度只能容下横画不超过8，竖画不超过7的字。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6763个汉字中就有138个这样的字，若要显现，只好“缺胳膊少腿”，如“量”有8横画，为了保持“似是”，中间的长横或者与“日”的下横重叠，或者与“里”的上横重叠，或者“日”改为“口”，仔细一看，不符合现行规范，属于“而非”。人们把这样的字叫做“电脑字”（同上，第356～357页）。“电脑字”不符合现行规范，况且，各个公司对同一个字的处理又不一样，显然应该统一，应该规范。笔者赞同陈永舜教授的主张，为了适应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借鉴《二简》的合理成分，再简化一些汉字，进而整理汉字。

3. 电脑打字不意味着汉字不必简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写”字已经在很多情况下被“打”字代替了，汉字笔画多一点、少一点已经无所谓了，“难写”的问题不存在了，因此汉字继续简化不必要了。这个认识是片面的。第一，电脑打字代替不了初学汉字的难写；第二、“写”字在很多情况下依然存在；第三、笔画繁多的字往往显示成一个黑疙瘩，不清晰。

三、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语言文字是工具，但是这种工具跟其他工具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历史继承性，因而就产生相对的稳定性；语言文字这种工具不是不可以通过人工影响来改善，但是它绝对不可以像手机那样几个月就推出换代产品。文字简化可以节省人们的精力，但是文字经常变动也会增加人们的学习负担，同时造成工具书和电脑芯片等物质上的浪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每一次变的时候尽最大可能拿出处于最佳利弊平衡点的最佳方案，以稳定三十年到五十年。当然，“三十年到五十年”是一个属于“模糊数学”的表达法。

许多专家过分强调“相对稳定”，排斥继续简化。我认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有“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当时的国家语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陈章太在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闭幕后答《瞭望》周刊记者问时谈到，“当前任务中没有列出简化汉字工作，而把它包括在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的任务中。这不是说今后简化汉字工作不再进行了。无论从汉字的历史看还是从社会的实际需要看，今后的汉字不再简化都是不可能的”（《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汇编》，第325页，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江泽民在1992年12月14日说“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这句话的涵义不仅仅是“现有的简化字不能恢复为繁体字”（他并不是说“汉字简化的成果不容否定”），而且包含“继续简化汉字”的意思，因为“方向”是意味着向前走的！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就应该在现状“稳定”了20年（自1986年“二简”被正式废止起算）以后，利用研制《规范汉字表》的大好时机，适量再简化一批汉字，以减轻学习负担和促进电脑用字规范化。

有些学者认为，汉字每简化一次，就产生一批异体字，表面上使汉字易学，实际上学了简体字，还得再学被简化字代替的繁体字，汉字变得更难学。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上，汉字每演进一次，就犯了一次错误，汉字的最佳状态即使不是退回到甲骨文、金文时代，也起码得退回到小篆时代——那就根本不存在学习不同字体的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大中小学的课本岂不是要用小篆来印刷？鲁迅先生说：“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侯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侯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孽乳而成‘字，篆决不能解散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文字不变论”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1995年11月3日，当时的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在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说：“《二简》拿出来很草率，收回也很草率。”（《语文与信息》第6期，1995年12月；《汉字文化》1996年第1期，第5页）这个话被《汉字文化》编辑部的文章斥为“胡说”（《汉字文化》1996年第1期，第3页），我却认为，这个论断很符合实际。怎么办呢？1990年，王均先生在谈到“二简”及其“修正草案”时说：“但在将来如果重新研讨简化字，似乎也可一并考虑。比如有人说，‘餐厅的‘餐字就不如‘二简的‘歺字跟简化的‘厅匹配得更协调些。‘一简的‘没（有）跟‘设（有）混淆，是否能改用右旁与‘设相异的‘ 字？总之。在将来某个时候，能否统筹考虑一下：能不能动，哪些字必须动，什么时候动较为有利，动与不动的利弊各如何？要慎重考虑。目前只好‘搁一搁，用字规范还不能不抓。” （《有关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几点思考》，《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第48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现在研制《规范汉字表》就是王均先生所说的“将来某个时候”了。当此历史契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倘若错失良机，将“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指导我的研究生朱玉金撰写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二简”字进行了全面、逐个的研究，提出了吸收“二简”字的个人方案，如果需要，可提供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2．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规范汉字表》课题组（张书岩执笔）《研制<规范汉字表>的设想》，《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2期。

4．王铁琨《关于<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2期。

5．苏培成《<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2期。

6．陈永舜《中国大陆百年语言规划概评》，华人地区语文生活与语文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厦门大学，2002年11月。

（王开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