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泉

李承干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兵工企业家，自“九·一八”事变后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所领导的金陵兵工厂——廿一兵工厂建设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并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供应前方将士军火的主要基地。李承干因此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兵工界的国宝。

青年时期立下实业报国之志，辛亥革命爆发后自日本回国投笔从戎

李承干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的兵工战线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获得享誉全国的声誉，这与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并确立了实业报国的志向有关。

李承干1888年7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清泰镇一个人口众多、依靠父亲开私塾和祖传田产谋生的家庭，12岁入私塾学习。十五六岁时进入乡间初办明耻学堂接受新学教育，17岁进入湖南省立实业学堂。在省立实业学堂，李承干受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革命言行熏陶，眼界大开，形成了中国“非推翻清朝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新实业不足以图强”的理念，立下了实业报国的志向。

1905年，竭力推行洋务运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一次选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李承干以成绩优异名列其中。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李承干毅然回国，至武昌投效革命党人黄兴所率的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20余日。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李承干遂返回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3年，李承干由于成绩优异考入日本著名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在工场实习一年多后，李承干带着在日本13年学业有成的喜悦和准备成为技术专家的美好憧憬，于1917年回到祖国。

十年探索实业报国之路，最终选定兵工事业圆自己的梦

回到祖国后，李承干满腔热忱开始自己报效国家的人生之旅，先后辗转于湖南省长公署、湖南省电灯公司、湖北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学校、福州电气公司、金陵兵工厂。李承干进金陵兵工厂时，虽然工厂已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由于历届厂长多不懂兵工生产、且只知肆意中饱私囊的官僚充任，致使厂内贿赂风行，厂纪废弛，生产陷入停滞状态，所仿制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及美国白朗宁手枪，每个部件不是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而是由工人采用依葫芦画瓢的方式，依照枪械部件实体来制作。这就导致了每一支枪的零部件均不能调换，更不能在同一类枪支间互换，这对于连续发射的机关枪来说是很不利的；而且枪管等零部件材料，全都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生产效率甚低。

李承干担任工务科长后，立即着手改进马克沁机关枪的生产。在他主持下，详细确定了每个部件的尺寸，以达到生产出来的同一部件，能够互换，使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升任工务处长后，他更是把兴利除弊作为己任，对厂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1928年，他首先改建枪弹厂的厂房，亲自为厂房设计制图，进行建筑费用估价，其方案经上级审定后便招工发包兴建，施工过程中他指派技术人员监工。工程竣工后，又进行严格检测。新厂房光线、通风情况良好，经济实用。

1930年，由于政府拨给厂里的经费较以前多一些，有了些结余。各级领导人商讨如何使用这笔结余费用时，李承干力排众议，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扩大再生产。一些欲中饱私囊而不得的人便以“李承干反对给工人发双薪”和“破坏机器”为由，在工人中挑动对李承干的不满情绪，煽动工人罢工，甚至在厂里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唆使少数不明真相的工人，喊出了“打倒李承干”的口号，使李承干无法在厂里立足，被迫前往上海。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陈仪获悉此事后，立即派人到厂调查。调查人员一连数日召开各种会议，了解事实真相。众多职工异口同声称赞李承干尽职尽责，公正无私，表现甚为良好。至于所谓的“破坏机器”，实际上是李承干将一些不堪使用的几十年前的破旧机器加以淘汰，或改装使用。调查结果，李承干反而获得上级嘉奖。李承干回厂时，工人们鸣放鞭炮热烈欢迎。这年7月，他被擢升为金陵兵工厂厂长。

李承干任厂长后，锐意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祛除多年来积弊的重要举措，以达到降低成本，增进生产效益之目的。

当时，迫击炮弹全靠外国进口，每发法国造82迫击炮弹售价12元。李承干要求由金陵兵工厂自己制造，经过力争，终于获得自制权。李承干领导职工在自制这种炮弹的过程中，采用新式引线，其性能比从法国进口的炮弹更精良。开始时，每发炮弹成本需8.5元，到1935年下降到每发炮弹5元，成本下降41%。在降低炮弹成本带动下，厂里其他主要产品的成本均大幅度下降，工厂得到长足的发展。全厂职工增至2834人，产品达16种。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兵工企业，几年间旧貌换新颜，重现青春活力，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兵工生产基地之一。李承干从此在中国兵工界崭露头角。

抗战爆发，工厂西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抗战烽烟又起，中国人民奋起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全面抗战。8月16日，金陵兵工厂首次遭到日机轰炸，厂里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连坚守岗位，对敌射击。

9月24日，金陵兵工厂子弹厂奉命西迁。该厂职工300多人，在主任虞绍唐率领下，迅速将359台机器拆卸装箱，以汉阳为中转站，直抵重庆南岸铜元局，并入第二十兵工厂。这次西迁仅用3个多月时间即圆满完成并迅速复工，表明职工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且为后来整个金陵兵工厂的西迁积累了经验。

11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工厂西迁命令。为了迅速完成西迁工作。厂里成立了专门负责迁运工作的机构，由李承干亲自指挥。

经过全厂职工16个昼夜的紧张拆卸和装运，4000多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6000余副防毒面具、若干军火，以及从前方运回待修的18门大炮，全都装上了4辆货车、30辆卡车、6艘轮船和6只木船，分头运出南京。12月1日，日军大本营陆军军部正式下达了对南京总攻的命令，南京城的攻守战役迫在眉睫，李承干到厂区巡视，洒泪告别了他苦心经营了10年的金陵兵工厂。临行时喃喃地说：“南京！我们还要回来的。”然后，登上“淞浦”号轮船溯江西上。

“青浦”轮将要开航时，李承干发现有一军官坐在木船上，他的周围摆放着好几件大的行装。按照当时的规定，迁厂车船是不允许装运私人大宗物品的。李承干从押运人员处打听到这位军官是经某上级机关介绍来搭乘轮船去武汉的。李承干非常气愤，他对那军官说：“你看看码头上，许多职工和妻儿老小都无法上船，你岂能例外地带这么多私人物品上船？请你下去！”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途中，李承干与职工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不断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加紧赶运，以便早日复工，赶制械弹，供应前方将士杀敌报国。在他的带动下，全厂职工上下一心，战胜了重重困难。1938年1月，两只木船在巴东触礁沉没，押运人员和职工奋力打捞沉船和物资，使人员和物资均无损失。当船队经过三峡时，随船职工和船员一起上岸拉纤，使船队顺利通过了险峻的江段。

金陵兵工厂的西迁工作至1938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李承干到重庆后，先是与单身职工同住在靠近嘉陵江边的一栋旧仓库的楼上，不久移住总厂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里。李承干夜以继日地忙着建造简易厂房和安装机器设备。他的办公室与负责秘书、人事、成品库和运输工作的事务主任何振廉的办公室紧挨着，事务主任的桌上有3部电话机，夜里每当电话铃响，李承干必定从床上爬起来旁听，以便对重大问题立即作出回应。

由于李承干以身作则，带头苦干，自1937年11月16日全厂从南京开始拆迁到1938年3月1日，在重庆江北的新厂址宣告正式复工，仅用了3个多月。不久厂名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廿一兵工厂。复工一个月后，廿一厂的职工就将赶制的40挺重机枪等武器运送到前线抗日将士的手里了。此事在当时被认为是李承干创造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连多年来一直极力支持李承干的兵工署长俞大维和和副署长兼工业司司长杨继增在武汉获悉这一消息时，也心存疑虑，未能轻易置信。直到当年4月，他俩来厂视察，亲自看了武器打靶，才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于艰难中，经营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

金陵兵工厂西迁刚刚结束，俞大维就特意来重庆找李承干，希望他接收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而这是别人撂下的烂摊子。李承干出于国难当头，为国分忧的考虑，便毫不犹疑地应承下来。廿一厂在几年内先后接管与合并了第二十兵工厂的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第十一兵工厂在铜罐驿隧道内所有厂房、部分机器设备和人员。1939年起，又先后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在四川兴文县袁家洞建立岩洞厂房、接管第四十兵工厂綦江分厂等。至此，第廿一兵工厂内共分设重机枪、轻机枪、步枪、迫击炮、重迫击炮、炮弹、工具、机器、动力、药厂、修枪等11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3000多台。职工14300多人，所生产的武器弹药有20多种，成为中国战时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抗战期间李承干积极致力于武器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改进，这使得廿一兵工厂在武器的改良和新品种的制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3年，厂里以原有制造汉阳式步枪的设备为基础，设计制造了新式中正式步枪，并批量生产。实践证明，中正式步枪在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等方面，均优于老的汉阳式步枪。且在穿透性方面，比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强得多。从此，中正式步枪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军队普遍使用的武器。中正式步枪制造成功后，获得上级奖励15万元，李承干批示将奖金全部“奖步枪厂工作努力之员工”。同年，厂里又开始对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改进后的马克沁重机枪的性能较原品种有明显地提高。李承干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最大之改革”。1944年，又设计和制造12厘米迫击炮和炮弹。这项设计和制造工作，动员了近百名技术人员，仅用8个月就完成了。其最大射程为5000米，兼有直射和曲射两种性能，与法国同类产品相比较，重量减轻一半，且性能更好。李承干把它称之为“攻守战之利器”。这种武器制造成功后，当年即赶制一批，送往抗日前线。此外，厂里还试制成功ZH26型捷克式轻机枪、反坦克破甲枪榴弹、八二迫击炮和八二炮弹等武器弹药。

为了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厂里除了建筑足够的防空设施外，李承干还令在距重庆江北总厂较远的地方，修建了大型隧道厂房。1940年下半年，开始将轻机关枪厂、迫击炮厂、炮弹厂等部门搬迁到距重庆城区45公里的铜罐驿，利用为修建成渝铁路而开凿但尚未完成的长约千米隧道，在其中建立隧道厂房，以防空袭。李承干派遣轻机关枪厂主任俞濯之担任铜罐驿办事处主任。除隧道外，还利用山洞建立厂房，有的山洞可容纳300多人。还在1939年，李承干从朋友处获悉，四川兴文县兴宴乡有一巨型天然岩洞，名曰袁家洞，洞高154米，内宽30米，洞顶上之岩层厚124米。从防空的角度来说，可抵挡任何重磅炸弹。他便多次派人去了解情况，发现在那里建厂房绝对有利于防空。于是任命易万之为工程处长，率领部分员工前往建厂。经过1940年夏至1942年夏的两年施工建设，修建洞内厂房700余间，面积约20900余平方米，洞外修建了家属宿舍，此外还修筑了60公里公路，只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少，故而袁家洞厂房并未使用。但李承干领导建设的大型隧道和山洞厂房，在兵工建设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壮举。它表明，日本飞机对廿一厂的狂轰滥炸并不能使李承干和全厂职工屈服，相反，廿一厂的产量却不断上升。例如重机枪1937年生产626挺，在大轰炸的1939年、1940年和1941年却分别生产1060挺、1971挺和2468挺。步枪的产量在这3年均保持年产12，000支。在1939年夏季日寇对重庆实行轮番轰炸之际，廿一厂职工自动加班赶制爱国号马克沁高射机枪20挺、八二迫击炮20门献给前方将士。

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廿一兵工厂为前方抗日将士提供各种型号的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7760门、步枪293300余支，此外还有其他十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其轻武器的产量占全国兵工企业武器总产量的一半。

为了褒奖李承干在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成就，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蒋介石还亲自予以嘉奖。历史悠久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亦在抗战胜利后，向李承干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在中国曾获此殊荣的有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工程技术专家，李承干则是获此奖章的第八人。

正是在坚持抗战的艰苦年代里，廿一兵工厂的职工嘹亮地唱起了这样一支战歌：

战以止战，兵以弥病，

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

创造犀利的武器，

争取国防的安宁。

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

勤俭求知，廉洁公正；

迎头赶上，尽我智能，

工作是不断的竞争。

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

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

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

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

量欲其富，

质欲其精。

同志们！猛进！猛进！

同志们！猛进！猛进！

这首庄严而充满爱国豪情的歌曲词作者是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郭沫若，他是20世纪初叶与李承干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的同窗，武汉沦陷后来重庆，应李承干的邀请写了厂歌歌词，而曲作者则是创作了诸如《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他为创作这首厂歌，曾专门来到廿一兵工厂。创作廿一厂厂歌是他们两人结识后合作的成果。

他在新中国受到尊重

1946年4月，李承干被任命为兵工署副署长兼廿一兵工厂厂长，6月又兼任兵工署四川办事处主任。6月底，国民党点燃了内战战火。李承干感到失望，以患有高血压为由，请求准予辞职。1947年2月，他获准辞去廿一兵工厂厂长的兼职。此前，他苦口婆心劝说时任廿一厂主任秘书的俞濯之接替他当厂长。7月，李承干以兵工署副署长名义赴美国考察。1948年归国。同年7月，他应聘为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硫酸钅亚厂厂长。同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将该厂迁往台湾，否则便破坏全部机器。该厂职工对此异常愤怒，坚决护厂。李承干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人护厂斗争。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派人找到李承干，鼓励他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7月，李承干在解放后的北平出席中华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接着，去东北解放区参观，与阔别10多年的胞妹李六平见了面。9月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筹建工作。这期间，李承干给重庆的俞濯之寄去一封短信，嘱咐他“好自为之”。这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以重庆为依托，作其政权覆亡前的“困兽之斗”，俞濯之完全懂得李承干在这个时候来信的用意，就是要他千方百计保护好廿一兵工厂。10月1日，李承干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1年，李承干辞去硫酸钅亚厂厂长职务，专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理。1954年9月，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来任人大常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国家计量局第一任局长。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执委。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继续保持着一贯的刚直不阿、廉洁公正的优良作风。1958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李承干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重要会议时，突发心脏病，虽经北京医院医务人员20多个昼夜的不懈抢救，最终仍未能把李承干抢救过来。1959年1月15日，李承干溘然长逝，享年71岁。

李承干逝世后，亲友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他亲笔写的字条：“躺下之后，就近医治，不要惊动过多的人；如若病故，就近处理，事后告诉亲友一声就行了；遗体奉献医院作解剖试验之用。”在场的人阅毕，皆泣不成声。李承干进入晚年后还郑重地写了一份遗书随身放在自己的工作证里，并盖有印章。这份遗书上写着：

“我年老血压高，当随时有晕倒之虞。为此我留几句话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弟妹如下：

我的遗体可送给协和医院或北京医学院学生做实习解剖之用，或者就地火葬，用不着装殓，也不要开吊。

李承干遗言 （印）”

新华社于1月16日播发了李承干逝世的消息。董必武、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习仲勋等28人组成了李承干治丧委员会并发出讣告。1月18日，在北京嘉兴寺，举行了由董必武主持的隆重公祭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公祭后遗体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