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担负天降大任的关键一代。但并不是每代人都可以以独特的时代精神为后代所敬仰。20世纪80年代或许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被后世不断谈论的幸运时代。

20世纪日0年代是从美好的希望和憧憬开始的。80年代的新一代曾经自豪地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文革”后期的反思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气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文革”初期，他们怀着纯真的理想，创建红卫兵等形形色色的战斗团队，起来造反革命。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权威，在伟大领袖的庇护下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混乱，紧接着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们送到了中国的底层，残酷的现实和高扬的理想形成了尖锐的反差。这种反差和艰苦的生活使他们清醒，他们开始反思。这种反思有的走得很远，从怀疑自己，到怀疑制度，甚至有的开始怀疑整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大部分的人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不管怀疑的程度深刻与否，这种怀疑的情绪都一直在慢慢地培育着反抗的种子，与“文革”的意识形态相；中突。

沉闷、压抑的空间是谁也不愿意接受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对他们而言，这真的就如同春回大地。因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尽情地释放此前的苦闷。整个80年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充满了希望，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认为国家和民族是有前途的，坚信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在这种气氛鼓舞下，每个人都在献言献策，都在努力工作，都在奋发向上，振兴中华。

与真正青春期的少年不同，80年代的朝气并不纯洁、灿烂。这倒不仅仅是年纪的缘故，80年代人的欢愉和希望就如同长期在隧道中摸索着的，近乎绝望的人，突然看见前方的光亮，欢呼雀跃。所以在他们的欢乐中同时并存着深深的怀疑，也分外的珍惜这种光亮，一点也不敢像年轻人那样自由挥霍，不知节制。他们贪婪地抓住这点光亮，生怕它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

遗憾的是，对于80年代人而言，道德理想国在他们的心中切切实实地升起又扎扎实实地毁灭。这一方面使他们在背离70年代的时候，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但另一方面，在他介]的心中也深深地埋下了对崇高、理想的怀疑。“文革”中起伏的经历使他们越来越不相信那些以民族、国家、自由为装点的口号，他们暗自坚信人都是自私的。对于自己当初为了革命的理想而丧失了个人的发展机会的行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因而追悔莫及。”文革”后期开始的走后门、利用各种门路逃离农村，改革初期对奖金、住房、工作机会等等实惠紧握不放都是这种心理的表征。他们开始羡慕自己原来看不起的“文革”当中的逍遥派，因为他们没有放下自己的专业，改革开放以后如鱼得水，名利双收。但是，他们并不羡慕这些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肯努力钻研，而是羡慕他们在火热的革命中，冷静地坚守自己的算盘，一点也不为革命理想所动摇。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里，他们利用一切可能来捞取实实在在的好处，“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和城市的承包制就是以这种心理为基础的。

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这种心理为瓦解不合理的过去所作的贡献。但是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和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在今天看来托克维尔的警示虽然刺眼，但却是真实的。在80年代，两种自由都在生长，还很难看出胜负。或许我们可以说在80年代振兴中华之下，同时也活跃着的是难以驯服的”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欲望和激情。

甘阳曾经说，在80年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80年代的精英团体已经开始风流云散了。在90年代以后的生活中，由于太多的事变和生活磨难，80年代人学会了苟且，忍辱。他们首鼠两端，口是心非，既没有实惠也没有自由，甚至连狂狷之徒也很少。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最后连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友谊也丧失了。

随着潮水退去，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没有留下任何可资参考的坐标，或许还有几块荒凉的礁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