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娥　仲延武

我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在感情上容不得背叛

那年，我们都23岁，是南京大学同学。戴念国是从部队来的，而我也在部队文工团呆过。他是学习尖子，并且是我的竞争对手。而他对我也很佩服，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妈妈学生”——家里有一个孩子，并且肚子里还怀着另一个孩子。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我当时正忍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因为我发现曾经挚爱的丈夫背叛了我。当初我们的婚姻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为丈夫比我大12岁并且离过婚，已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当时还因为某些原因被取消了党籍。30多岁就守寡的母亲劝我找一个年龄相当的，领导劝我找一个有政治前途的，朋友们也说他背景太复杂，但我还是嫁给了心爱的他。当我们一起从厦门调回南京后，我却发现了他在感情上的变化。那时我已经有了大儿子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我决心离开他，到高等院校求学。当时，我报考了好几所知名的大学，最后被南京大学录取。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复杂，三天两头搞运动，我们离婚的事一直拖到1961年。正式离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女。尽管我当时的工资只有60多块钱，但我还是带走了三个孩子，只把一个还不记事的小女儿留给了他。从此我就和老母亲、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离开学校后，我和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生活的磨难让我们都自顾不暇。我和戴念国也有十几年未见，直到“文革”期间，我到天津的时候才与他匆匆见过一面，那次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后话。

他深沉的爱如乱世中的桃源，让我度过劫难

日子虽然艰苦，但我—直对生活充满乐观和希望。虽然感情上遇到过挫折，但我并没有对爱情丧失信心，我依然相信爱情。6年以后，我认识了一位演员，他正直、开朗，比我大8岁。他尊重我的为人，热爱我的性格，也爱我的孩子们。我们很快就结婚了。婚后我们过着清贫而幸福的生活，孩子们都很尊敬他。1966年，我们的小女儿又降生了。

在“文革”的日子里，我们虽然备遭磨难，但夫妻相爱，同舟共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正当我们为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而欢庆时，他却病到了。由于“文革”期间我们被双双下放到化工厂，他在有毒气体严重超标的车间里工作了七年之久，他得了血液病。多次的惊险抢救，不断的病危通知，让我瘦脱了形。煎熬了9个月，他还是没有熬过去，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

他深沉的爱如同乱世中桃源，让我备感安慰。他对几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好，直到他去世以后，当时16岁的小女儿远馨才从邻居那儿知道了她和哥哥、姐姐们并非同一生父。他的离去犹如大厦倾倒让我悲痛欲绝。但我没有倒下去，我要实现对他许下的诺言，好好培养孩子，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我们已经在遥遥相望中，有了对彼此的牵挂

我第二个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我很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

秋日的一个午后，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敲击着我的耳膜。猜了半天后，对方叹了一口气：“我是戴念国，好多年了，你都把老同学忘了。”我和他约好在“金陵饭店”门口见面。远远看着他走来时，我有一种恍惚的眩晕，这么多年的时光眨眼间消失无痕。我不敢问他婚姻的状况，怕触及彼此的伤心处。但他看我的目光里，依然有着一种深情：“我从天津来南京培训学习一个月了，一直不敢给你打电话。”整整一个小时的叙谈中，他的眼神锁住了我身上每处细微的变化。他没有想到，遭遇不幸的我精神状态很好。我告诉他，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悲痛之中，我要乐观地生活。当时，戴念国的处境也很艰难，妻子重病住院，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看到我对待生活的坚强态度，他感慨地说，真佩服你啊。

临别时，我伸出右手：“有空多联系。”他紧紧攥住我的手，我没有挣脱，感到塌实。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弥漫着淡淡的酸楚，眼神涣散地望着车窗外，不由自主地又想到多年前。也许，生活的变幻总是会给你另一种结局。我的心开始欢跃起来，我和这个人，曾共同度过四年的青春时光，他了解年轻时我的想法，他记得我年轻时的笑容，那种亲切的温暖让我感到分外的温馨。欢喜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烦恼的时候，我也会打电话找他说一说，虽然彼此之间只相隔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却谁也不提第二次见面。

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一个酒会，要求必须带一个舞伴参加。我找了两个身边的同事，都因故不能赶到。心急之下，我找到还在南京的戴念国，他二话没说，打车赶来。当他挽着我的手臂缓缓走进大厅时，从众人的目光中，我知道我们是天衣无缝的一对佳偶。席间，频频敬酒之间，他的体贴细致成了一道安全的屏障，让我可以悠闲地在他的身边，轻松而满足。

酒会结束后，他送我到家门口：“你上楼吧。我看见你屋里灯亮就走。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找我就行，今晚的角色，我没有演砸吧?”没有没有，简直太出色了呢。我心满意足地打开窗户，冲楼下的他挥挥手。在朗朗的月光下，我们微笑着对视片刻，淡淡的幸福从彼此的眼睛里流泻出来。和第一次见面相比，这一次，我们已经在遥遥相望中，有了对彼此的牵挂，让我们找到一份充实和寄托。

婚姻只要存在一天，你就要对它负责

我知道戴念国婚姻的不幸，也知道他的妻子对他的背叛，我很同情他，也很看重他的人品，甚至心里已悄悄接受了他，但我必须打消自己的一切想法。因为当时他没有资格谈这件事，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但我从不接受任何虚无飘渺的许诺。婚姻，只要存在一天，你就要对它负责，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后来一个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位长我6岁的南京学友。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了他的疏远，经了解，别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比我小几岁的杂志编辑，他犹豫了。得知这一情况，我当即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并回绝了不久他托介绍人传来要恢复联系的要求。我说，我择偶的标准一直是“嫁一个非我不娶的”而我也爱他的人，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但这一标准决不改变。其实，我当时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的，如果没有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人，我宁愿不嫁。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他——真的来了。

我的老同学戴念国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来信说：我现在有资格向你求婚了。当时，我在南京从事地方历史研究小有成绩。而他远在天津，有三个正上学的孩子。朋友劝我别贸然决定：“你们这么多年只是偶尔相聚，你了解他吗?”我说有一件事我了解，他妻子曾经背叛过他，但她生病以后他没有离弃她，对她尽人道主义的责任，直到她去世——这样的人值得信任。他的家庭条件差，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

我自信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我离开了南京那个相对舒适的家，来到天津。迎接我的是一间半透着风的破平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几个方凳摇摇晃晃，一张大板床凹凸不平……但有的是我与念国成熟真挚的爱，我们都珍惜这跨越了几十年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又重逢的一段缘，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黄昏恋情。虽然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我和三个继子女相处得很好，并学业事业都有所成。现在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在香港工作的大继子多次动情地说：“没有韩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们曾两次获得区模范家庭称号。

这期间，念国也在学术上取得了许多成绩，由助研、副研到研究员；我们夫妻还进行了多次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也在念国的引导下进入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参与了多部历史著作的编写。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戏曲和体育，还一起公证了向医院捐赠遗体的协议。我想，我曾经历过很多精神的磨难和酸楚，但我自信现在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责编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