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任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将四川确定为大后方｡华北､华中地区的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涌向四川｡宜昌作为入川的枢纽,一时间被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伤员撑得爆满｡几十万吨的重要物资在这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城集结,翘首等待转运入川｡

受命于危难

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沦陷,此时日军距宜昌仅300公里｡难民恐惧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街道上､码头上,难民们奔走啼哭,整个宜昌城乱成了一团｡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尽快把重要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安全的川渝地区,国民党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等人主张军运,即通过抓差,把所有民船收集起来,由政府来组织运输｡时任国民党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裁卢作孚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运输,通过强制性的军运是不适宜的｡卢作孚找到蒋介石,表示自己的民生公司愿意承当起这次运输任务,并主动提出愿意将运价降低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蒋介石沉思了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了卢作孚的请求,同意由民生公司承担这次运输任务｡

民生公司成立于1925年,最初只是一家拥有一艘70吨级客轮的小公司｡当时垄断川江航运的太古､怡和､日清等外国公司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但卢作孚巧妙地选择了以客运为主的经营方针,避开了同业间的激烈竞争,在川江航线上谋得了一席立足之地｡1930年民生公司开展了一次“化零为整”运动,先后合并了一些小公司,买下一批中外轮船,从而形成了以民生公司为中心的中国轮船联合公司,很快就占据了川江航线上的大部分市场份额｡1935年,民生公司终于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将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已经增至46艘,成为川江上船只最多､实力最强的航运公司｡

不可能的任务

从宜昌到重庆要经过长江三峡,滩多流急,且为上水航行,必须采用马力大､船身小的轮船才能运输｡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此时的宜昌城已宛若一个大仓库:3万多待运人员,约20万吨待运物资｡凭民生公司当时的实力,如按常规运送,将所有人员和物资全部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更为严峻的是,长江10月以后水位便开始下降,自10月中旬起只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期,较大的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那时大型设备将无法入川｡

宜昌的初秋已凉风习习｡卢作孚面对着目前危急的局势,不得不愁上心头｡川江上船鸣此起彼伏,码头上是成堆的物资:12万多吨军工器材､1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6万吨各类公物｡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卢作孚此时真有千钧一发的沉重感觉｡

40天的航运神话

当时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2天,费时太多,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如此众多的人员和物资,必须采取措施尽量缩短航程,以争取多运物资｡卢作孚为此费尽了脑汁｡根据长江上游有40天是中水位期的特点,卢作孚最后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三段航行计划”,最大限度地抢运物资｡

卢作孚首先将需要运送的物资分成三类: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往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只运到万县就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时间｡更轻､更无关紧要的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就卸下,留待以后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返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艘满载货物的轮船从宜昌开出,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轮船开回宜昌｡如此便能充分利用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运输能力｡

制定出运输计划,卢作孚便开始调集自己公司的所有船只,又征集了800只木船｡按照各类船只的吃水深度､马力大小,卢作孚给这些船只分配了不同的运输任务｡10月24日,运输工作正式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上来回穿梭,宜昌港码头更是热火朝天｡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支悲壮的交响乐｡

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城失陷之前将全部人员和囤积的物资运到四川｡当日军进入宜昌时,宜昌已是空城一座了｡

这次大撤退几乎全部由民生公司一家承担,由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数十所,而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也有90%是来自民生公司｡

然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在抢运过程中,日军不断出动飞机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并沿长江对航行中的船只进行轰炸,民生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和人员在空袭中受损｡完成“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共有117名职工牺牲,76名船员负伤致残,16艘船只被炸沉,60艘被炸伤｡

这次大抢运被人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而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也因此被载入史册,留下了千古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