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冉　何晓鹏

恋校情结，人人都有,从小学到大学,程度有轻有重,但尤以大学为最高点。这不仅因为此时是一个人最烂漫的青春时代,而且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展开。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大型社区,它具有便宜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内容,它还有着一群相对高水准的教师群体与不断更新的学生群体,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人脉资源。

以种种理由居留在学校的这群人，往往经济上并不宽裕，精神上却可能非常富足。两者犹如一种交易，心照不宣地默默进行着

又是一年毕业时。

近两年，当大部分学生投身到社会时，有一些人却选择了留下，也有一些人走进社会但又回归学校，他们以各种形式延续着自己的青春，而在他们对大学校园的依恋背后，是一段段欲说还休的悲喜录。

象牙塔囚徒

“你不是早就毕业了吗？怎么还在学校里？”每当与校友在校园偶遇，吴锦宇总会遇到这样的询问，“我一直失业呐。”他洋洋得意地回答，然后丢下目瞪口呆的同学骑车绝尘而去。

吴锦宇，毕业于炙手可热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取得硕士文凭却在大专院校以兼职教书为生，终日混迹于复旦周边，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这样的选择并不被看好，吴锦宇心态却极其平和，“我的生活与魏晋时期的很多隐士类似，算是‘都市中的隐士吧。”

从小酷爱读书的吴锦宇一直有着走上大学讲坛的梦想，为此，他在上海几大高校先后修读了四个本科，并一直在夜校教课。硕士毕业时，有浙江的高校请吴锦宇去做讲师，被他婉言谢绝，除了薪酬不高以外，他感觉复旦的环境更适合自己的成长。每周有三四天，吴锦宇会骑20分钟车到复旦来晃一下午，在相熟的院系办公室查询学校的信息库。在全国只有北大可以媲美的信息库里，可以查到国际知名的商务案例以及顶尖的商务信息，这使得他对研究领域中的现实状况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把握。

学校对待他们这群“自由人”还是比较宽容的，但也要看你混的水平。大部分人在学校各处都混得很熟了，彼此都形成了信任感。但也有一些行政人员永远用高人一等的口吻故意为难，一如家族聚会时每每以鄙视眼光看自己的穷亲戚们。

今年是吴锦宇第三次考博失败，考试也是一种技术活，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对考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擅长，但是作为进入名牌高校就职的惟一道路他也只能一直考下去，他自嘲与范进没什么区别。虽然像经济学院这样的热门院系已经很少再招本土博士人才，而且对他所研究的法经济学学科也并不扶持，但吴锦宇还是心存希望。

“大不了我就去中学当老师或是做小白领混日子！”他自嘲道。

恋校只因性格疏懒

李实租住在北京大学西门外，他形容这是一个快递员都找不到的所在。一间10多平米的平房，每个月600元的租金。

自从1999年毕业于北大信息管理专业，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找了几回工作，也都是在北大周边，其中一个还是在北大校园内。基本上，李实的所有生活和活动都是在北大校内和周边。

李实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恋校族”，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学校有依赖，只是从感情上非常喜欢呆在学校和学校周围。在描述他一天都在学校里做什么时，李实用四个字来归纳——吃喝玩乐。

事实上，李实的吃喝玩乐只限于最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与李实见面是在北大校园内的一家咖啡厅，点了一份13元的菊花茶，李实告诉记者，这在北大内属于奢侈的消费行为。生活的低成本与便利，正是吸引李实做“恋校族”的原因之一。

食堂吃一顿饭只需要三四块钱，在大讲堂看电影一场不到10元钱，在校内上网每小时不到两块钱，而游泳则只需6元钱……

不过，成为“恋校族”的真实原因，李实自言是因为性格疏懒。从2003年，李实就辞掉了工作，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大校园。每天通过学校的BBS为自己宣传，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各高校的学生，以此来维持生计。

闲暇无事时，李实还会参加北大各社团的活动，因为年龄的差距，被社团里的在校生称呼为“大叔”。尽管1975年出生的李实总对他们开玩笑地说自己25岁，但在与记者说话时，李实也时常以“小孩子”来称呼他们。

跟李实同期毕业的同学很多已经收入颇丰，想起自己赚钱少时，李实偶尔也会失意，他笑说自己是个没什么大志向、无欲则刚的人。

去年年底，李实与朋友合开了个文化公司，推广汉服。身为股东之一的他担任副总经理。对此，李实笑着说，“好日子就要来了。”

有了实业的李实现在更有理由做他的“恋校族”，因为高校是他们公司品牌宣传的主要目标群，“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小孩子‘混在一起”。

类似李实这种，以创业或者从事自由职业的方式来维持自己“恋校”生活的人现在到处可见，在北大东门外的街上很多酒吧的投资者就是北大毕业生，他们以此来维系与学校之间的情感联系。校园周边的店铺繁荣，很多也是这些有“恋校”情结者的所为。对于他们，刻板的传统就业模式已经成了个性的阻碍，细水长流的收入足以维持自由自在的校园生活。

心灵的家园

在上海待了12年的孙云龙，至今许多地方都没去过，但对复旦周边的每一条小巷，他都烂熟于心。因为在这里他曾经与同龄人经历了喝醉酒闹事等很多刻骨铭心的时刻。本科毕业时，他仍然无法从对青春的眷恋中解脱出来，但当他终于如愿以偿留在本系读硕士时才发现完全事与愿违，“有时青春与你告别了就是告别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挽留的。”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复旦还是一个功利性淡泊自由气氛特别浓厚的地方，那时学校里最火爆的活动不是如今的请成功企业家来演讲，也不是办招聘会，而是先锋诗社剧社的演出。孙云龙和他的同伴因为同样喜爱的摇滚乐而聚在一起，大家原创剧本、排练、公演；请地下诗歌圈的著名诗人来举行诗社朗诵会；开咖啡馆放地下电影。生活是恣意而随兴的。

当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学校自然也蔓延着浮躁的风气。“学校变了，但也比社会强，再糟糕的学校也是一个相对纯洁的环境”，孙云龙说，读研期间，德国的教育理念对他启发很大——德国的教育福利制度使人们把受教育作为塑造自我和获取人生意义的方式，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的等值交换——学校是一个可以让人自由成长的环境，在其中可以保持持续学习新东西的状态。在社会中虽也能学到东西，但它的潜能有限。

或许是因为孙云龙学商科多年，在这个物质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里他看透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开始能学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打交道的实际技巧，但最终无非还是大家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怎样更多的赚钱。

读了七年会计专业后，因为无法说服自己成为赚钱的工具，孙云龙终于选择了转系，他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并在历史系任教。虽然一直未离开学校，但并非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他一直与朋友分享着彼此的经历，间接地了解社会；一到寒暑假他就背起包去旅游，与旅游地的人打交道，有时干脆住在当地一段时间，亲身参与。

他始终无法割舍学校。９月，他即将去德国留学两年，还未出行，他已决定学完后再回来继续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