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寻

为什么我们的高职院校培养不出能挣高薪的、社会所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在成都举行的第11届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招聘会上，四川一家企业开出年薪30万的高价聘请高级技师，居然未能如愿。

浙江某企业需要高级模具师，开出70万年薪的高价却没有聘到合适的人才，最后只得请了日本的工人……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河清，把这种状况，形象地称为“灰领人才危机”。所谓“灰领”，主要是指技师、高级技师，如高级车工、高级模具钳工、汽车装配技师等。他们是生产分工中的重要阶层，是联系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纽带，也是“白领”与“蓝领”有效结合的桥梁。

杨河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在我们2004年做的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高技能人才缺口为十几万，而广东省更是高达二十几万。”

高职生：就业质量偏低

以当前灰领人才短缺的状况，现在应该是像有人高呼的那样：“职业教育的春天终于来了。”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近年来，虽然高职生的就业率在逐年升高，在很多发达地区，达到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的就业率，但如果从全国来看，高职生的总体就业水平仍然不如本科生。“去年，我国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是83%，其中本科毕业生有80%多，而高职仅为50%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晋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杨河清进一步指出，高职生就业率的上涨，本科生就业率的下降，反映了我国毕业生就业方面结构性的矛盾。“但评价高职毕业生的情况，除了就业率，还必须考虑它的就业质量。也就是说，他们就业的单位、薪酬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一些调查显示，高职毕业生的月薪，整体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远未达到某些媒体所说，灰领动辄月薪上万的薪酬。一份题为《“十五”期间上海高职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探究》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上海地区高职毕业生月薪基本集中在2000元以下的区间。具体如表所示：

据媒体报道，2005年底的天津市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大多数用人单位为本科毕业生开出的起步月薪是1000～1200元左右，为高职大专生开出的起步月薪是700～800元左右。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北京地区就业情况最好的高职院校之一，该院副院长卢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错，这些年的就业率维持在95%以上，毕业生月薪基本在1000～2000元的范围内。”

另一位高职院校负责人，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余临，进一步对比了目前高职生与本科生的就业情况。“与本科生相比，我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层面会低一点，而就业率可能会高一点。”余临还向记者举例：“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1000元多月薪的工作他是不会去做的，而我们的学生会去，因为他的期望值要低。”

高职为什么培养不出“灰领”？

把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作为目标的高职院校，为何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高职毕业生究竟离“灰领”有多远呢？

杨河清认为，一名普通的高职毕业生由于缺乏经验，需要在工作岗位上不断的磨练，经过若干年后才有可能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工。另外他还谈到，高级技工是理论和技术的双重复合型人才，因此还需要大量理论的积累，但目前的高职院校这方面的培养也不到位。

一位在法国读职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马新艳的体会，或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职业教育的问题：“我们在海南学校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考证。”马在来到巴黎郊区的饭店与旅游管理旅游职业学校之前，是海南职业技术学校的大二学生。她说，他们在国内职业学校的大多数任务是挑灯苦读，考取各种流行的证书。马新艳来法国前，已经考取了诸如计算机二级证，法语证书，但这些硬皮本，仍然不能消除她对就业的恐慌。“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践，都是些书本的死记硬背，非常好考。”可是这些与实践距离遥远的证书，无法给她们一个真实的图景，无法告诉他们，真实的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政府和学校该如何作为，使得高职毕业生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杨河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政府应当引导校企联合，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在上学期间就大量积累经验。”

“剃头挑子一头热”

教育部高教司高职高专处处长范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的进步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互为动力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真正能够有实力做这件事的企业并不多。“出现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虽然学校比较积极，但只有一些大企业能够有意识参与职业教育。”

杨河清认为，还有一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企业不愿参与职业教育。比如学生由于经验不足，在实习中甚至损毁了机器。另外，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小型的、分散式的，不具备参与培养学生的能力。

卢小平举了德国的例子。德国政府为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设立了有关的中央基金，每家企业根据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基金，而此项基金最终会返还给那些热心参与教育事业的企业。即便那些没有足够能力参与的企业，由于人才质量的整体提升，也从中获益了。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姜大源研究员坚持认为，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手段，来规定各级政府及企业的责任，规定相应的国民教育投入。他指出，我国的《职业教育法》颁布已整整10年。该部法律中规定，企业每年工资总额的1.5%～2.5%必须用来进行公司培训。“可实际上，这一条一直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职业教育法》虽然颁布已有10年，但始终没有相应的细则出台，现在该是时候了。”

范唯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准备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比如，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每投入100元，就可以享受33.3元的税收减免。”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