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买古本旧书，我一向很看重稿本。因为稿本具有原初性，而且往往也具有唯一性，——既早且少，对于收藏来说，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审视角度；更不用说名家的手稿，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其笔墨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或是同时兼具较高的艺术价值，近年名人书札在市场上持续走俏，就是源自收藏家对其文物和艺术价值的广泛认同。其实，名人书札价格的飙升，已经对名人稿本的售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一些收藏家开始比照书札，以页为单位，来估算购藏古人著述稿本的出价。

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像我这样很业余的藏书“票友”，既为前些年还有机缘偶然买下过一两种名人稿本而庆幸，又为从今而后只能望洋兴叹而不免有些沮丧。不过，藏书的趣味，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好奇心。尽管买不起，若有机会经手过眼看一看，也算得上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猎奇经历，自然也是一种福分；况且，若将时间尺度拉长了看，任何一种拥有，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只是收藏品流动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时段而已。收藏品已经凝固成为不变的历史，而收藏家都只是过客。

书友古渊老先生，近日觅得钱泳《记事珠》手稿，知道我喜欢孤密罕传的稿本，特举以相示，让我一饱眼福。在这些年的古籍拍卖会上，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档次较高的稿本，但到拍卖会去看预展，时间匆促，根本没办法欣赏；再说，拍卖起价虽然不菲，真正有价值的名家手稿，却是难得一遇。到大图书馆看书，倒是什么样的珍本秘笈都一应俱有，可那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生计促迫，闲情无措，多年来我始终没有专程去登门观赏的兴致。这样一来，能够读到这部《记事珠》稿本，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子徵考。

不过，严格地说，这部手稿似乎算不上是一部书，而且，“记事珠”三字，也不应是作者拟定的书名。

此稿毛装一册，约八十页上下，“记事珠”是书衣上的题签，另在书衣内的连史纸衬页上，剪贴有同样书写在古色封皮纸上的“记事珠”三字。这种情况表明，现在书衣上题写的字迹，应当出自后人之手，而书衣内衬页上粘贴的书签，则必为作者钱泳之手迹无疑。应是钱泳在书衣上原本如此题写，而年深日久，书衣破损，后人重新装池，不得不更换封皮，为留存钱氏手泽，特剪下原签，粘贴在新换书衣内的衬页上，同时在新换的封皮上，依旧移录原签。

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判断作者钱泳手书之“记事珠”不会是书名呢?用“记事珠”作书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托名五代后唐人冯贽的一部杂录性著述。但冯贽的《记事珠》，不见于正史经籍艺文志著录，最早的传本，出自清初人所刻宛委山堂本《说郛》，所以，冯贽撰述此书的说法，恐怕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传世著述中，作者和年代都清楚可靠的以“记事珠”为名的著述，最早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是明朝人刘国翰撰著的一部十卷本的类书(“记事”或作“纪事”)。杂录性书籍和类书的内容，虽然都很庞杂，但仍然有特定的限制，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已经超出任何一种单独著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因而，只能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而不是著作书稿。

钱泳将这样一本簿录册子，题作“记事珠”，与托名冯贽和明人刘国翰同名著作的书名一样，都是取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事珠”条讲述的如下一则故事：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止蛛，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显而易见，所谓“记事珠”，不过与现在通用的“备忘录”一语，大体相当。冯贽杂录的故事，刘国翰编纂的类书，都有存而备查的功用；而此手稿的主人钱泳将其题作“记事珠”，更只不过是“笔记本”的雅称而已。这部手稿的性质，确实也和唐人张说“记事珠”本来的功用最为接近。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一册“笔记本”，其价值可能远不如写定的著作稿本，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恰恰相反。因为这种笔记性的手稿，往往在两方面会有优胜之处：一是保存作者动笔之初的原始想法，这在正式写定的文稿当中，时常会有很大变化；二是还有许多内容，始终没有能够或是作者从未想过，要将其编入著作，以公之于世，所以，只有在这种记事簿里，才能够见到。可见，若是从内容的独特性来看，这种原始手稿的收藏价值，实际上非但不一定就比写定的著述低，在有些方面，甚至反而会更高。

粗略翻检此钱氏《记事珠》稿本，可以看到，它在上述两方面，确实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即随意摘单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钱泳虽然一生没有获取过什么功名，在当时多少有些遗憾，可上苍也算公平，弥补给他很长的寿数，享年长达八十六岁。钱氏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逝世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很有意思的是，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的钱泳，在时政方面，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问题。据钱氏门人胡源等编述的《梅溪先生年谱》著录，当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领船队，代表大不列颠王国出使清朝，寻求缔结平等外交外贸关系，途经浙江钱仓海岸时，在杭州知府做幕僚的钱泳，曾亲眼目睹了英国使船。钱泳仔细观察并记述了英国船只的规模和英国正副使节的姓名，而且还亲眼目睹了英使的“表文贡单”，见其汉文表述，“俱俚鄙不堪卒读”。亲身经历这次东西方国际关系上的历史性事件，很可能对钱泳后来关注国家的对外交往，有很大影响。嘉庆年间，钱泳伪托歙人“余金”一名，刊行了他与徐锡麟合作撰述的《熙朝新语》一书，记述清代朝野政事，其中即特别着意于中外交往。

在这部《记事珠》稿本当中，载有一篇写于嘉庆末年以后的议论对英方略的文稿。钱泳为慎重其事，稿凡三易。文稿的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还很迂腐。不过，仔细品味，在最初一稿中，其描述英国，所使用的文词，却很有意思：

惟英夷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能通天文地理之学，智巧迭出，机(下有阀文)，而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冲突，无敢退缩者。以连环枪为主，以千里镜镜之(下阀)。

文中对英国的总体性描述，是其“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以及“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这几句话，显然赞许有加，这本

是正眼看世界所得来的客观知识，是非常正确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昏聩愚昧的社会环境下，未免会招惹来夸饰“英夷”亦即意味着贬损清王朝天朝大国地位的是非。

钱泳身无一官半职，社会地位卑微，经不起风波，这种很不合时宜的话，最好还是适当回避一下为妙。为此，钱泳煞是耗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是用“英夷僻处西洋”这句话开头，以一“僻”字将英国定位为无足轻重的岛夷；再用“颇称富庶”这句很有保留的赞誉之词，来表述英国实际具有的国际地位；接下来话锋一转，记云：

闽粤人至其国贸易者，每年以千万计，知之甚悉，其国在中华之极西北，由散爹哩向北少西行，经大小西洋吕宋、佛朗机诸国，约二月可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其人好勇多智，衣冠制度，上窄下宽，所居皆重楼叠阁，林木葱郁。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又养诸国人民以为卒伍。其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故国虽小，有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突冲，无敢退缩者。其军器以连环枪为主。所制浑天仪、地图、钟表、杂器以及兵刃刀剑之属极精。舟行有量天尺，能测海中浅深及沙石鱼龙藏匿之所，分毫不爽。有千里镜者，能观百里之外；又有屈曲镜，能窥敌国之房屋幽隐，无不遍及。有天炮者，其所造也，较西洋诸国尤精巧。如故营远近几许，用量天尺量之，用屈曲镜观之，则举炮口思中其处，不逾尺寸；炮必向天而发，到其处，则能坠落，而旋滚周遍焉，故曰天炮。尚制有毒刀枪，无论人兽，见血立毙。有粪粪烟者，不知何药制成，于上风高处焚之，被其烟者皆死。

钱泳本人，机智地抽身退场，代之以第三者的见闻，详细描述了英国国内的种种具体情况，把结论留给读者。只有读到这样的手稿，我们才能体味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这部稿本中有一些杂记见闻的内容，已被钱泳编入道光五六年间编定的《履园丛话》一书。对比《记事珠》稿本与《履园丛话》刊本，可以看到，钱氏在写定书稿时，对原始的记述，往往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从中也可以窥知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些微妙波动。例如《履园丛话》卷二○《园林》“乐圃”条，是记述毕沅在苏州的园林。钱泳对这处园林，有着很复杂的感情。乐圃其地，最早是吴越国的金谷园，他的主人，为钱泳先祖广陵郡王钱元琼；而毕沅对于钱泳有知遇之恩，他在二十九岁这一年，由一名普通的课童塾师，被毕沅赏识，聘为幕宾，从此才得以与当朝名士广泛交游。毕沅身后，其余家产都被抄没入官，惟有此乐圃，使家人得以庇身其间。钱泳在《记事珠》稿本中以“毕氏园题壁”为题记述其事云：

秋帆先生购得朱长文乐圃，不过千馀金。没后未几，有旨抄其家产，幸已造为宗祠，未得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其中。后亦芜废不治，无有过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题一绝云：“清池峭石古高台，深锁园扉特地开。此日恰逢摇落后，花时悔我未曾来。”“广厦当年覆庇周，尚书风雅足千秋。只今无数孤寒士，犹指□□说故侯。”

查抄毕沅，是遵奉皇帝御旨，而胡智珠诗中的情调，则明显是在称颂昔日毕沅拔擢庇护孤寒士人的举措。钱泳在自己备忘用的《记事珠》中抄录这样的诗句，是因为他对毕沅的恩德，有着远比胡智珠更为具体的切身感受；可是，将这样的情感，公开刻入书中，钱泳或许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若联想到前文所述，就连编刻《熙朝新语》这样记述朝野政事的书籍，他都要隐名埋姓的做法，以及他对有关英国讲法的一再修改，可以推断，谨言慎行，正是钱氏在清朝政治高压下一贯的处事方式。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在《履园丛话》一书中，自然已无法读到《记事珠》稿本中的这些内容。

至于这本《记事珠》中完全未曾刊刻的内容，更为繁多。仅其所存数十通信札底稿，涉及到众多朝野名流，就对研究钱泳的交游关系，具有无以替代的作用。正式邮寄递送的信札，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况且这种底稿，落笔每有推敲更改，可以窥知钱泳写信时的心绪变化，从而愈加增重其史料价值。

下面这两件契约底稿，在《记事珠》稿本诸多未刊内容中，或许最不受一般收藏家注意，其实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立承揽卢雪舫、未蘅香、钱竹孙、杨子口(案此字辨识不清)等揽鲍府复刻小本唐碑，凭中钱伟堂三面议，每字曹平足纹银三分，所有供饮饭食酒点一应在内，倘补刻图章名款题跋，亦照此价。当时领得曹纹五百两正。其书条石、细磨工及刻碑所用墨瓶、柴炭纸张、木凳等项，俱系鲍府自备。自揽之后，定即细心模勒，不致急缓迟误。立此承揽为照。

计开当领曹平足纹五百两正，其余陆续按月支取。

立承揽石工谭松坡揽到 鲍府镌刻小唐碑定做太湖书条石三百六十块，每块长尺寸，高尺、寸、厚、尺、寸、西方平整，两面磨光，凭中议得每块工料曹平纹银一两一钱，当领得曹纹一百八十两正。自揽之后，当即入山置料，赶紧办理。言定在戊寅、己卯两年内陆续交清，不致有误。立此承揽为照。计开如用竹林条石，每块加银二钱亏，其细磨工加算每块钱之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日立承揽○○○中卢雪舫钱伟堂

据《梅溪先生年谱》记述，嘉庆四年，钱泳由京师南归无锡故里，“舟中无事，以蝇头小楷缩临有唐一代之碑，分为十卷”，后来，有扬州人鲍崇城出资，“以先生所临碑入石”，上述两件契约，就是镌刻这一碑石时所订立。这不仅是碑帖爱好者了解此碑刊刻掌故的难得资料，更是研究碑刻工价及刻工承揽业务方式的绝佳史料，殊为难得。

钱泳一生酷爱金石书画，著述甚丰，其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在这一领域，而且他本人就是有清一代的书画名家，李浚之《清画家诗史》戊集下，谓钱氏“工篆隶，精镌刻，手摹缩本汉唐诸碑，并钩勒法帖，多至百数十种”，“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因而，这一《记事珠》稿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当然也是在这一方面。对此，嗜好金石书画者，自然可一望而知，而我却是完全不谙此道。既谬承古渊老先生美意，在我自是以一睹为快，无奈得出的只能是这样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肤浅感想，洵属明珠暗役好在金石书画书籍，多年来一直是藏书界的热点，说明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会有人更好地揭示和利用这本《记事珠》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