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风

为庆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由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故宫文物大展”之二“故宫博物院宫廷珍宝展”于2006年1月24日在上博与观众见面。故宫是凭依明清皇宫建为博物院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其藏品包括了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在大约150万件文物中，85％以上为清官旧藏，是认识和研究清代典章制度、宗教文化、工艺美术及皇家生活的重要的实物佐证。数量如此庞大的藏品要通过一次展览来反映全貌，无疑极其困难。展览主办方精心选取了160余件(组)文物，按照“珍宝”、“钟表”、“服饰”和“三希堂”四个部分安排展线，以浓缩的方式来表现宫廷珍宝无可争议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红楼梦》里用“白玉为堂金作马”形容贾家的富贵，作为小说，这样的描述多多少少有夸饰的成分在内，不能完全当真，不过即使虚构，其实也还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此次“宫廷珍宝展”的第一部分“珍宝”便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感受旧时皇家奢华的机会。

所谓珍宝，是特指使用金、银、珠宝、玉石等贵重材质精制的各种器物，也是最足以体现宫廷文化特色的典型物。以用途而言，包括皇家礼仪中使用的仪仗、皇宫佛堂中供奉的供器以及宫廷殿堂中用作装饰的陈设等。展品中有一套碧玉描金编磬，是清代内廷在殿陛朝贺演奏中和韶乐时与编钟配套使用的乐器，其形制总体来说与编钟大同小异：支架叫做箕簨簴，上簴的左右两侧刻凤首，垂以五彩流苏，中下两层的箕系着钩子用来挂编磬；纵向左右两虚则下承卧凫，凫下为跌座。磬体表面描饰有金云龙戏珠纹，每只磬上都还刻有楷体“乾隆二十九年”年款和律名。以往说起古代大型乐器，人们通常总是想到编钟，此次展览特意推出了一般较少看到的编磬，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一座崇庆皇太后金发塔，是乾隆皇帝为纪念母亲崇庆皇太后，于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命宫中造办处制造的。该塔通体镶嵌松石、青金石、珊瑚石等色石，与黄金交相辉映，光彩熠熠。这座故宫现存最高最重的金塔所供奉的是崇庆皇太后生前落下的头发，须弥座、佛花、狮子、莲瓣纹、金刚圈、无量寿佛、梵文等无处不在的佛教元素充分反映出清代宫廷的宗教信仰，像这样带有佛教色彩的器物在故宫藏品中为数不少，仅在此次展览中露面的就还有金四臂观音、珐琅上乐坛城、银经匣、铜镀金嵌料石七珍。

王器是珍宝类文物的另一大项。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自古与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玉石晶莹、温润、清澈的特质被有指向地与一种理想化人格联系起来，所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被赋予了象征美好情操的特殊含义。因此赏玩和收藏玉器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癖好，宫廷对玉器的收藏也是不遗余力。到清代，内廷里几平每一处殿宇都有玉器的陈设与贮存，其数量之多与品质之精蔚为大观。与此同时，玉雕艺术也发展至集前代大成的巅峰时期，尤其乾隆年间，巧作、浮雕和镂雕的技法已臻于完美，雕工在构思纹理时能够极尽巧妙又最大限度地利用材料，使得色彩、形状与位置全都配合得天衣无缝而匠心毕现，比如一件翠玉的花鸟花插，料为翡翠质地，有赭红皮色，还间有绿色，玉匠利用这几种颜色巧妙地雕为中空的树桩形，外部雕出牡丹、山石、凤鸟和蝉蟾，下面再配以镂空雕花的紫檀红木座，整体色彩明艳鲜亮，意趣盎然。

清代宫廷玉器还首开玉雕史上大件玉雕的先河。此次在上博露面的《秋山行旅》玉山高达130厘米，完成于乾隆三十五年。工匠根据玉石绺纹的走向雕琢山势，又利用局部的淡黄色在山峰一侧形成山中暮色的意境，正面还有一条水道自山顶贯通至山脚。崎岖的山路，湍急的泉水，艰难行进于木桥、栈道和羊肠小道上的行人，乃至古树怪石、山坳瓦舍，无不惟妙惟肖。根据记载，这件玉作的原料重达数千斤，产自新疆，从和田运抵京城后，由造办处做样，再转运到扬州进行雕刻，之后重新运回北京，前后历时数年，累计用工三万余人。如此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皇室生活的奢靡可见一斑。此次展品中有一件象牙丝编织席，是用药水浸泡牙材使之软化、再劈成厚薄宽窄相同的薄片，并磨制到呈现出洁白的色泽为止，之后才编织，其工序之复杂连雍正皇帝都觉得太过糜费，曾宣谕禁止生产。虽然禁令似乎并未得到完全遵行，但时至今日，故宫博物馆所留有的象牙席只有两张而已。

宫廷珍宝主要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和国内各地的进贡，显示了中国清代工艺美术的辉煌成就；而另一方面，向清廷进贡的并不仅限于中央政权治下的各个地方。直到乾隆时代，中国还处在“万国来朝”的繁盛时期，此种繁盛其实已在走向下坡的事实姑且不论，当时确实是有诸多海纠、政权争相给朝廷送来大量奇珍异宝。在中国的文书里，这类行为一概被称为“进贡”，但对不同地域的国家而言含义并不相同：对中国周边汉文化圈的国家来说，献宝的行为有藩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意味，而对欧洲国家来说，主要目的则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获取机会和政府谈判，进而开展符合他们扩张模式的传教、通商等一系列活动。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送来的大量贵重物品中，西洋钟表是一个特别的门类。

早在明代，利玛窦就以两架自呜钟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从那以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钟表收藏日渐丰富，并在今日以其所包括的近三百年来东西方各国的作品，在世界钟表收藏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此次展览从院藏的钟表里遴选出二十余件精品，其中一座英国18世纪的铜镀金象驮转花钟恪外引人注目，这座钟高192厘米，宽135厘米，表径8．5厘米，制作非常精巧，除正面有两个弦孔分别负责走时、报时，背面有调节走时快慢的指针之外，另外还有两组机械系统分别控制活动玩意的装置。展览的前几天，有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专程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为观众演示这座钟的“重重机关”：一把钥匙插入底座的弦孔并上弦后，音乐响起，底座上的帆船开始移动，一只狮子从洞中缓缓现身；再在大象的耳朵后面转动另一把钥匙，象的眼睛、鼻子和尾巴都开始滴溜打转，第一层亭子里的士官左右转动，仿佛正在巡视；另一处弦孔位于第二层亭子的喷水龙处，启动之后(中顶端宝星上的转花开始旋转，龙身也随之盘旋。

大件的钟表装置复杂、结构精巧，小件的怀表则以细腻取胜。同样是英国制造的一块镶珠画珐琅溪山双鹅图怀表，正面是白珐琅三针表盘，表盘的正背两面都外镶一圈珍珠，背面珠圈内绘饰珐琅画一幅，画面上远处的山峦笼着霞光，近处一对白天鹅在小溪中戏水，头顶花枝低垂，各色鲜花娇美丽，整幅画面洋溢着清新明快的气息。

如果说“西洋钟表”正如其称呼那样显示出浓郁的异域风情，那么广州钟表则以鲜明的民族与地方特色独树一帜其造型往往设计成亭台楼阁等建筑式样，也有的做成葫芦、瓶、盆等具有吉祥含意的容器形状；装饰方面通常有

固定的意象搭配，比如用大象背负宝瓶表达“太平有象”，用三只羊寓意“三阳开泰”，用灵芝、仙鹤、梅花鹿、佛手等象征“福禄长寿”，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元素。观众在展览中可以看到一座极具清代广州钟表特色的铜镀金卷帘白猿献寿钟，钟体上镶嵌绿色和蓝色珐琅，钟分三层，其中底层为三针钟，中层正面是三朵可旋转的料石花，顶层是六角亭，亭子中心有可以旋转的烧蓝瓶，瓶周还有一圈献宝人物。启动弦钮，乐曲声响起，三针钟盘下方布景箱上的卷帘升起，里面出来三只白猿手举仙桃盘作奉献状，小鸟鸣叫并摆动身体，与此同时中层的转花、上层的瓶子、转盘和献宝人都随之转动。当三猿完成进献动作后，帘子徐徐下降，转花等活动玩意及音乐渐渐停止。

广州钟表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确切地说，这种特色是汉文化的特色。

和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满洲人在实际统治的过程中不得不屈服于更为先进的汉族文明：原有的生活习惯要改变，汉人的语言、文字、制度要认真学习，经过长期混处之后还有越来越多的行为向汉民族趋同。尽管如此，他们在某些礼俗方面严格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以“留发不留头”的强硬政策为典型体现的冠服制度。

满洲人世代生活在寒冷的关外地区，因此衣物以保暖御寒为第一需要；他们从事狩猎为主的半游牧生活，所以着装应当便于骑射，还要适合野外生活，这些特点都在入关以后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总体来说，清代服饰的最大特点是改历代宽大衣袖为袖口出手处上长下短的马蹄袖，这种袖口窄小利索，便于驾驭马匹和张弓射箭，上方较长能够盖住手背起到保暖的作用，下方较短则不至妨碍拿取东西，非常符合实用原则。清代帝后的礼服朝袍、吉服龙袍以及皇帝的行服、常服等都是马蹄袖，另外，根据《大清会典》记载，“常服袍，色及花纹随所御，裾四开。行袍同。”这也是马上民族为了便于骑射而选择的款式。

这次来到上海展出的故宫服饰包括盔甲、朝袍、衮服、朝褂、朝裙、龙袍、龙褂、马褂、单袍、坎肩、棉袄等十余种，几乎涵盖了清代帝王嫔妃在朝会、祭祀、庆典及燕居生活等各种场合所需穿着的最具代表性的服装。比如一件石青色四团彩云金龙纹妆花缎夹衮服，领口上拴有两张黄条：“圣祖织石青缎四团金龙面袷褂一件”和“圣祖”，说明这是康熙皇帝的衮服，依据清代礼制，衮服是皇帝的礼服之一，主要在祭圜丘、祈谷、祈雨、亲耕、凯旋等重大典礼的场合穿著。又比如一件雍正年间的绿色纱绣八团彩云金龙纹夹龙袍，设色精美华丽，艳而不俗，是后妃在元旦、万寿、冬至等重大吉庆节日所穿的一种吉服。还有一件皇帝出行时穿着的明黄色羽毛纱夹马褂，面料是用鸟羽毛拈纱织成的羽毛纱，具备很好的防雨功能。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卷一“黄马褂”条下记载“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皆例准穿黄马褂，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兵丁之马褂，用金黄色。勋臣军功有赏给黄马褂、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只所赐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亦明黄色。”可见黄马褂并不限于皇帝御用。此外，成为观众注目焦点的还有后妃燕居时所穿的便袍。如今说起旗袍，人们往往将之视作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女装，而事实上这种样式的兴起不过百余年，原本是从清代旗人女子的“衬衣”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本次展览中有一件湖色素缎面的女式夹袍，以雪青色杏林春燕纹暗花罗为里，通身用十多种色丝绣上彩蝶和绣球花，衣领与袖口边镶有玄青万字曲水织锦缎边、绿缎绣绣球蝶边、绿色万字曲水边等多道边饰，整体格调华美绚丽而又不失雍容典雅。

各色服装之外，展览还陈列了宝冠、朝珠、吉服带和常服带，以及发簪、玉佩、扁方、手串、戒指、玉镯等装饰品。和前朝不同的是，清代官服的腰带上可以按照典制佩挂一些小物件，比如来展的一条清早期常服带上就挂着白色素纺丝吩、蓝缎辑米珠荷包、明黄缎缉献绣小香囊、蓝素缎小荷包、筒底镶指南针的象牙质牙签筒、牛角柄腰刀、竹制圆规等一堆物件，其规格与吉服带同等。根据研究，这也是游牧民族习俗引入到冠服制度中的一种体现：生活在野外时，衣服上系条腰带不仅能够御寒，还可以佩挂刀鞘、囊袋之类的物品，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实用工具。

在日常服饰中体现着马上民族本色的清朝统治者——或至少说，清朝前中期的那些统治者们——同时也深谙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他们非常主动、勤奋地汲取汉文化的营养，从中摸索治理这片广袤土地的办法。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有一种颇为奇怪的心态产生，即一面示威，一面沉醉。示威的意思是说，让汉人士大夫们看到我对那些所谓经典、所谓学问的造诣决不输给你们，康熙皇帝精熟于汉文化，同时还刻苦学习西方天文、几何乃至拉丁文，这种行为便包含着几分炫示的心态在内，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才能无比自信，要将之展示于人前、令人震慑的示威。另一方面，在数千年的浩瀚文明之前，一旦接触了、深入了，终不免为之吸引，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偏好风雅、酷爱收藏在后世看来固然有几分惺惺作态，遍游名山大川必要处处题字的作风也往往为人诟病，可不管怎样，他对汉文化的热情该是无可置疑。

乾隆统治初年，中国书法史上的三件奇珍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先后收入内府，这对乾隆来说着实是如获至宝，他时常展卷、临摹尚且感到意犹未尽，索性在1746年(乾隆十一年)于养心殿的西暖阁专门辟出一间小室存放这三件宝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希堂”。

三希堂的空间只有4平方米，但在精心陈设下，房间非但不显狭小，反而处处透出幽雅古朴的韵致。室内临窗设置着坐卧两宜的高低炕，窗台上摆放御用文房用具，御座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上，低炕上靠墙而放的楠木匣里便是皇帝至爱的《三希堂法帖》了。御座的上方悬挂乾隆御书“三希堂”匾，两旁张贴对联“怀抱观古今，深心讬豪素”，化用的前人诗句表达了对魏晋风流的仰慕之意。隔扇横眉上装裱着乾隆亲笔书写的《三希堂记》，文中提到，“三希”二字除了指那三件书法至宝之外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即应和老师蔡世远的“二希堂”，又蕴含宋人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意味，勉励自己不断提高精神修养、努力达到更高的心灵境界。高低炕对面的墙壁上一面大大的落地玻璃镜映出整间三希堂的模样，在视觉上延展了小室的空间，有豁然开朗之致。

除了三希墨宝，三希堂内还陈设着大量的文房用具，笔墨纸砚自然都是质量上乘，但更有意思的大概要属乾隆使用过的各色印玺。明清之际，中国书画已经发展成一门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艺术，雅好此道的乾隆皇帝也深谙个中意趣。他有一些专门用于书画鉴定的印玺，比如合称“五玺”的“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和“石渠定鉴”，清内府收藏的书画上经常能够看到这些印钤。乾隆非常尊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若蒙昊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以次增载之数。”因此他在登基满六十年的时候颁布了传位诏书，过起太上皇的生活，还让人镌刻了“太上皇帝之宝”玺，以之作为太上皇时期的权力象征。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乾隆算是非常长寿的了，他对此亦颇为自豪，欣喜而不乏得意的心情从他晚年所刻的一些印玺中足能见出端倪：“太上皇帝之宝”玺是退位以后所镌，除此之外还有“古稀天子”玺、“乐寿堂”玺、“八徵耄念之宝”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尤其“八徵耄念之宝”是乾隆八十大寿时制作，他为此特地撰写了《八徵耄念之宝记》：“蒙天眷佑，幸无大陨，越于兹又浃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开表之庆，镌为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徵之念。”同时还镌刻“自强不息”玺作为“八徵耄念之宝”的副章，其人其时之心境不问可知。

三希堂后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各朝都没有改动，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原貌。此次展览特别在展厅内辟出一角，以实景复原的手法呈现了原汁原味的“三希堂”，观众可以由此近距离地感受清代帝王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品位。

故宫文物浩如烟海，中华文明更是博大精深，一次展览所能容纳的无非沧海一粟。但若观众能在匆匆一瞥间领略到那巧夺天工之下凝结着的无穷智慧，又或从一朵珠花、一角衣衫上望见历经风霜的岁月荏苒，展览的举办也就收获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