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德

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１９３６年１月起，至１９４８年４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１２０余箱之多。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有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二，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三，均忽略了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笔者在查阅过２０００余件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三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１９５０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１９５０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第二，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一、对手令制度的各种批评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即为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的业务。其次，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也破坏了体制。

李宗仁即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他常在统帅部中，直接指挥前方的作战。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电报，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小则引起误会，大则误事。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李宗仁以为是蒋未做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且与僚佐声气不一，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

对此，蒋指出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１９４２年６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军中将领的无能：

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

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１９４４年时—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５０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一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１９３８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九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９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十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

二、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统帅部的这种集权指挥方式适与中共军队相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的指挥关系，初期较为松弛，及至１９４７年夏，也逐渐趋于集中，但是对于下级各地区野战军内的各部队，则自始至终甚少干涉；同时，重要决策或计划，多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数次的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会作成定案。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均是如此。此外，中共军队下级部队的独断权责较大，上级赋予下级的任务较具弹性，有时仅以作战目标给予下级，并不作细部指示，因此下级部队，尤其各野战军，即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战场现况，指挥作战。故其战略可以充分取得战术的支持，部队特性也可以因应敌情的不同，而作充分的发挥。

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既然集权式指挥方式为一项特色，则好越级指挥者，则应不限于蒋介石一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如阎锡山、陈诚、胡宗南等，普遍均有此倾向。蒋介石的好发手令，除了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为一个农业社会，所赖以联系者，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管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事实上，长官越级笼络干部，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如军长越级笼络团长、师长越级笼络营长等。在胡宗南的部队中，胡不仅常越过兵团笼络军长，甚至常越过军长笼络师长；又如在薛岳的第四军中，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也非经他本人的批准不可。

三、手令制度的影响

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是越级指挥，也并非全盘照收。

１９３８年台儿庄会战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部队撤至涡河，对于是否渡河，一时无法决定，有人建议请示蒋介石，李宗仁不表赞同，他说：“为什么要请示?芽请示，他同意我们的做法，还不是一样；如果他不同意，硬叫我们打，那时，打，就要完；不打，违抗命令，也要完。从现在起，电台不和他（蒋介石）联络，待突围成功后，再打电报给他。”这句话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军政领袖的心态。

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数越级指挥的手令，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越级指挥作战的手令，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蒋介石有时以手令干预机微，使得下层机关缺乏主动精神，凡事均仰赖蒋的裁示。此种习性一旦养成，对于党政军一般事务的影响尚小，如遇战事，则影响甚大。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如果每派一兵、移一步均需听命于千里外的统帅，未有不违时失机自取溃退者。

其次，亲自指挥破坏体制。蒋介石所采取的集权式部队指挥模式使得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于接到上级函电时，先看公文末端，如有“中正手启”字样，即需特别注意；如为“中正侍参”（即由侍从室主办），也还重视，但是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即需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因此，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此种以个人权威取代机构权威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其效果，但是无法持久。

自１９４０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即靠下达手令维持其统治的威信。１９４７年夏季以后，蒋在军事上居于守势，但他依然依赖手令，并责成军务局对手令加强检查催办的制度，每隔数日即向受令者（单位）发出通知书，查询办理情况。但是，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他的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

（吴威摘自《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