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海

柏杨，上个世纪80年代携带着他的“酱缸理论”，和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鞭挞，旋风般地从中国大陆思想界滚过。如今，83岁的他：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以一种老而弥坚的姿态，缓缓地和记者聊着中国人、中国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当年你入狱10年，于是10年着史，有了《中国人史纲》。文王，入狱而有《易经》、司马迁入狱而有《史记》，狱中着史，好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当年你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大工程，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半路醒悟可以做成现在这样子的?

柏杨：大家都说，如果司马迁不坐牢、不受苦刑，就不会有《史记》，但我要说，一个有远见的治国者，宁可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可以用冤屈的手段、用残酷的刑罚对付一个人，让他身体上痛苦、精神上绝望，用这样的代价来创造一部历史，实不足取。

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狱中著书的经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狱中如何度过。以近期来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注：大陆译作索尔仁尼琴)，曾将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受到举世瞩目；捷克前总统哈威尔(注：大陆译作哈维尔)，也曾有一部闻名世界的作品——《致奥尔嘉的信》，这是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集，其中并不只是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有他的思想陈剖、关于他的戏剧写作理念、检讨之前作品的种种缺失，以及未来他构想中的作品……他在狱中还指导妻子如何生活，包括如何修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