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峰　蒋立峰　汤重南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日本天皇去塞班岛“慰灵”，向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慰灵碑或纪念碑致礼。其意不言自明。然而我国却有学者在电视上赞许之情难抑，称之为“多么人道”。此类学者或许因此而显得“多么人道”，但若想到这与为强盗剪径杀人越货叫好无大差异时，则此“多么人道”又变得“多么不人道”！

日本的做法非自今日始，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被任命为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指挥侵华日军从吴淞口登陆，一直打到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对中华民族欠下了永远偿还不清的血债。１９３８年３月松井复员回日本后，使用带回的南京大场镇的红土，烧制成一尊通体赤铜颜色、高约一丈的立式大慈大悲观音像，立于日本静冈县伊豆山上，并起名为“兴亚观音”，欲将恶魔化比观音。距观音像不远处的观音堂内，祭坛正中设有观音坐像及立像各一，像前的白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２３１０４人的名册，两侧则分别立有“支那事变日本战没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没者灵位”，以此表示对日中双方战死者的祭奠。松井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骨干分子，不可能因为看到了大屠杀血腥残酷的场面而萌生恻隐怜悯之心，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感到忏悔，而是欲以此等方式掩盖其指挥大屠杀的罪行，显示强盗具有的“人道”，以躲避国际道义的谴责。战后，日本在冲绳的和平公園建立了一组纪念碑，将冲绳战役中美日双方战死者的姓名刻在碑上以供凭吊，其用意显然是欲模糊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进而美化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从而“名正言顺”地把日方的战死者奉为“为国捐躯”的“英雄”。靖国神社则成为日本美化军国主义和神化军国主义者的归宿。也许有些美国人因时间的流逝或出于其他考虑，对这种美化罪恶的历史虚无主义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血的历史教训，永远不会认同松井之流的别有用心的做法。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在历史发展中灭亡。这是历史规律。但是，如果认识仅止于此，只知将一切罪恶归咎于历史，心神专注于为“历史规律”做出更多的注释，而不知如何将研究历史规律与建立未来发展规律相结合，以扼制一切罪恶再度发生，则也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之嫌。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必须避免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要辨清历史事物，总结历史教训，努力为现实服务，为创造和平未来服务。

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已受到我国相关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列为重大课题。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陆续问世。其最终成果“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研究丛书”由《日本军国主义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文献集》和《日本军国主义史》三本组成，将于２００５年８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依次推出。本丛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兴亡、特性及罪恶等问题给以了明确的回答。研究力求做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使最终研究成果达到新水平，与欧美日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成为具有中国研究特色的学术成果。

一、为何要研究日本军国主义问题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给邻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向邻国人民表示反省的诚意，为警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日本理应对军国主义进行严肃、认真、深刻的研究和批判。日本战败投降已阅一甲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日本国内除少数进步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外，从总体上看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十分缺乏。近年在日本虽出版了极少量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著作，但多是欧美学者的译作。对日本学者而言，甚至已发展到连“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一类词语的使用都成为禁区的地步，更不用说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战争进行批判，是如何被视为大逆不道，要遭到右翼势力的无端攻击，连人身安全都难有保障了。显而易见，今后仍难期待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专题研究得到突破性进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军国主义不是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的事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可以产生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发展军国主义的必备条件。一般而言，所谓军国主义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指采取军国主义性质的政策，它是理论、体制、政策及实践的综合体，其体制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所有方面的国家总体制。帝国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或某个领域内有可能采取军国主义性质的政策，但从总体上说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仍有区别。一言以蔽之，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形成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较浓厚的封建专制传统可以继承，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军国主义所需要的国家总体制。所以，在真正实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条件下，军国主义难以出现。并且，军国主义国家是军事至上国家，但军事至上国家不一定就是军事大国（此所谓军事大国，指能以其军事实力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国家）。要想严格区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确比较困难。在对内建立极权统治、对外侵略扩张方面，二者是类同的，能否说在军事至上方面法西斯主义不如军国主义突出，在极权统治方面军国主义不如法西斯主义突出，值得思考。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的军国主义，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军事至上、谋求霸权的军国主义特征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兴亡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军事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做“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成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此所谓军事至上，既包括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军事力量，也包括制定相应的军事政策及为之服务的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及在此政策体系指导下进行的军事侵略与扩张。若详细言之，日本军国主义以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双倍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亦更大。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如果由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重的中国民众来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的同义语，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掠夺、杀人、强奸、放火。中国民众有千条万种理由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当然，日本军国主义猖狂之时，就是走向灭亡之际。在亚太各国人民的联合抗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最终难逃覆灭的下场。但是，任何人不能保证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会死灰复燃。军国主义不是特定的历史范畴，只要条件具备，它就可能再现。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被打碎，但由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军国主义思想未被彻底批判，一部分军国主义势力得以延续至今。对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国主义既未盖棺定论，军国主义阴魂便在日本聚游不散，梦想有朝一日复举还阳，再次逞凶施霸。

进入冷战后时代，战争并未远离人类，霸权政治更加明显。在１９９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５０周年时，日本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个表示反省的“不战决议”，但远未能阻止国内出现的军国主义翻案风愈刮愈烈。至２００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６０周年时，这股翻案风更加猛烈，甚至成为舆论主流。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众没有讲过一句批判军国主义、声讨法西斯的话，却竭力宣扬以甲级战犯为代表的“为国捐躯者”如何崇高伟大，带头向这些“为国捐躯者”顶礼膜拜、鞠躬致敬。和平宪法将被修改，和平主义已不时兴。难怪日本有人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感到日本国内现在的政治氛围，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政治氛围颇具相通共同之处。

二、何谓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一词，在西文是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中日两国都译成“军国主义”。据日本学界解释，这里的“军国”意即把军事至上作为国策的国家。那么，什么是军国主义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也许可以说是“穷兵黩武主义”或“武力至上主义”或“军事至上主义”。但像军国主义这样历史上存在的事物，绝非一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军国主义的定义说法不一。从学术研究来看，军国主义的定义和概念，作为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本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史实，对军国主义涵义的表述如下：

（１）军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产生需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迄今为止，在世界史上有过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军国主义，也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

（２）近代军国主义为资产阶级专政或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可能程度不等地有军国主义的政策和思潮，但并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可能变成军国主义国家。由于国情不同（主要是社会历史的传统有无军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是否发达等等），有的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些社会政治领域有军国主义的明显表现，且往往限于政策，而不构成一贯的、充分发展的军国主义。只有那些有悠久的封建军国主义历史传统、资本主义较为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才可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史上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日本为代表，都有其特定的军国主义模式。

（３）作为维护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和政治体制，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残酷镇压人民和革命运动。为此，不仅战时，平时也崇尚武力，搞军事至上主义。军人或军阀集团在社会政治上地位优越，拥有种种特权，直到建立军事官僚专制制度，军事专制机构控制整个社会生活。

（４）军国主义有着广泛的职能，除政治外，还渗透到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因而在战争狂和军事至上主义支配下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在经济上，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军事工业压倒民用工业畸形发展；在思想文化上，鼓吹穷兵黩武、军事第一主义、战争万能、霸权主义、种族优越、沙文主义等反动思想理念；在教育上，灌输上述反动思想。为此对国民实行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教育，并把资产阶级国民皆兵的制度发展到全国兵营化的程度。

（５）军国主义的终极发展，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军国主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轴心”是这种军国主义化的典型。

概括地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是以战争为手段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压迫和奴役别国人民，对内实行军事警察暴力统治的国家体制，即以军事为立国之本，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国家体制。

三、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自明治政府成立至明治宪法颁布，仅用了２０余年的时间。

１８６８年４月６日，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府发布了政治纲领《五条誓约》。在６月１１日，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明治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利用日本的封建遗制。在政治上神化天皇，树立其绝对权威；为培植特权阶层，将维新功臣及财阀亦列入“华族”；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

１８７１年，明治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组成４８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另有留学生５９人同行。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和瑞士等１２个国家，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文教、风俗习尚等方面的情况。在长达２０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被西方各国拒绝，因而认识到：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移风易俗、改革教育；并认为效法西方推进改革“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

岩仓使团在德国访问了埃森、波茨坦、汉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城市，除参观了与英国大体相同的项目外，着重考察了兵工厂、电机制造厂、骑兵营、剧场和消防队等，特别细致地考察了克虏伯军火工厂。德国是帝制国家，军事性、封建性极强，同日本相似处较多，所以他们对德国的各种机构、制度和设施，特别是军事制度和政治体制，极为关注。

德国以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虎踞中欧，给岩仓使团很深的印象。他们看到，德国“以土地相较，正与我日本相匹敌，而人口则少于我约１０００万”，德国“重在农牧”，全国人口一半约１２００万均从事农业，以农产品出口之利为本，兼务矿业及制造业。他们感到“其国之确立与我日本有酷似之处。考究此国之政治、风俗，较之英法情况受益良多”。他们从德国兴起和发展的过程，看到一个农业国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例，从而增强了当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日本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心。

特别是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日，岩仓使团拜会德国宰相俾斯麦时，向他请教小国如何达到富强之道。俾斯麦说道：“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小国孜孜省顾条文与公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期尽力保全自主之权，然遭其簸弄凌侮之政略，则每每几乎不能自主。是以（普鲁士）慷慨激奋，一度振兴国力，欲成为以国与国对等之权实施外交之国。乃振奋爱国心，积数十载，遂至近年始达成所望。”^①俾斯麦这番“强权即公理”的话，使亟欲修改条约却到处碰壁的岩仓使团受到“极大冲击”，如梦初醒。１８７３年９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更牢牢掌握了政府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岩仓使节团也完全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理论，从而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社会改革。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８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确定了近代土地税制度，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但也正是通过地税改革在农村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这种体现父系家长统治的宗法社会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且在地税改革后，农民未能获得土地和自由，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使国内市场极为狭小。这也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经济原因。

“殖产兴业”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通过殖产兴业政策，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采取军国主义路线奠定了经济基础。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１８６８～１８８０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使之具有了明显的军事性质。

明治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改革。从改革伊始，就存在宣扬传统的日本神道和儒家思想所谓德育教育的思潮，力图将日本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儒家纲常伦理及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轨道。

“富国强兵”的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尽力建立和扩充军队。在１８７１年，明治政府就发布了建立近卫军的法令，很快从萨摩、长州、土佐三藩藩兵中选拔出约万人，组建了保卫天皇的名为“亲兵”的近卫军。同时也开始创建陆军。１８７１年４月先在石卷小仓设东山、西海两个镇台，后改设东京、大阪、镇西、东北四镇台。１８７３年改为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共六个镇台，各镇台都接连不断地征召新兵入伍，设立诸兵种编成团队。于１８７３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天皇。１８７３年刚开始实行征兵制时，平时的军队编制３．１万多人，战时编制也不过４．６万人。海军是由接收幕府和各藩军舰组建扩充的，初时仅１７艘军舰和运输舰，排水量总计不过１．３８万吨。但陆海军的发展扩充速度惊人。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于１８７３年建立了统一的监狱制度，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监狱网。１８７４年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警保助兼大警视川路利良，是日本军国主义警察制度的“开山祖”。他在建立起警察制度后就非常露骨地说过，对国民“束缚就是保护”^②，而“在君主国必须提高君权”，他甚至表示迫切希望“日本被称为警察国家”。

随着１８８９年日本近代天皇制确立，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亦形成确立。

四、日本军国主义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幕府时代的日本，是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封建武士领主掌握社稷权柄，形成了军事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领导明治维新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中枢，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封建武士道和“军事立国”的思想。因此，明治政府领导人本身就成了将封建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融合起来的媒介。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具备。日本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它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地对外军事侵略中得到继续发展。

就日本经济结构看，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无论是原料来源，还是销售市场，都越来越依赖向国外扩张。２０世纪初，日本工业品的３０％要在国外市场上销售，而工业消耗８０％～１００％的铁矿石、石油、棉花、羊毛、橡胶以及大量农产品，又要靠国外供应。在与各列强争夺原料及销售市场的尖锐斗争中，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垄断资本，便和握有军权的军部相结合，充分利用其军事上的垄断权和对朝鲜、中国进行掠夺的极便利的地位，极力进行军事侵略。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

日本垄断资本不但与军国主义而且同国内封建残余密切结合。一批老财阀如三井、住友、安田等多为封建时代的巨商富贡，其本身就由封建幕府的特权政商演化而来。它们在明治时期与政府勾结，作为大政商在政府扶植下成为特权资本家。就是在发展为近代垄断资本以后，仍保留着商业高利贷资本与特权资本时期的特征，因而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于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改革很不彻底，农村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在企业中也存在许多封建因素；而在政权机构里，带有封建性的寄生地主和军阀仍占重要地位，长期实行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

第二个历史特点：日本军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在世界史上，欧洲自古以来就有军国主义，古代军国主义以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为代表。中世纪以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为典型代表，而中世纪欧洲存在骑士、骑士团、骑士道和骑士国家，也是封建的军国主义。人们熟知的例子是普鲁士。而在东方中世纪则存在武士、武士团、武士道和武士团国家；还有，东方也有过封建的军国主义，即在日本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幕府，在日本史上，称做“武家政治”。欧洲从中世纪起贯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同历史阶段一直存在军国主义的国家，是普鲁士德意志即德国。而在东方与此有同样经历的国家是日本。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有其悠久的传统。因此，普鲁士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其他如英、法、美等国虽然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搞过侵略扩张，发动过不止一次的侵略战争，但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加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较为发达，所以一般称它们为殖民主义（在近代资本主义阶段掠夺殖民地等等）和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大提它们是军国主义，因为它们的军国主义不够典型。

第三个历史特点：日本军国主义是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是通过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逐步形成的。明治维新的领导骨干——下级武士改革派拥戴天皇成立天皇制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总路线，强调强兵为立国之本，是基本国策。１８６８年腊月军务官副知事（军事部副部长）长冈护美就主张建立一支足以“称雄世界”的陆海军。富国强兵这条总路线背后有一个战略思想，就是当时的思想家说的“失之西方，取之东方”。明治维新后相当长时间日本还受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條约的束缚。日本当权者不敢碰西方列强，而想用武力征服东方近邻国家朝鲜和中国来弥补由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损失。这一战略思想来自下级武士改革派奉为师表的吉田松阴。他主张日本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和满洲”，在“贸易上”失之于西方列强的可以在“土地上”（侵占领土之意）取偿于朝鲜和满洲。下级武士改革派继承封建军国主义衣钵，武国思想和“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即统治世界思想根深蒂固。

基于上述的富国强兵总路线和“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战略思想，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废除了幕藩封建武士领主统治制度，１８８５年实行近代内阁制，１８８９年颁布明治宪法，１８９０年实施宪法，并召开国会，正式确立了近代君主立宪制即近代天皇制。与此同时，彻底革除了幕藩封建武士军制，建立了近代军制，建立起一支近代国民皆兵的新式常备军和一套掌管军令、军政的近代军事官僚机构。此期间对外方面，１８７４年侵略台湾，１８７５年制造江华岛事件，１８７６年将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强加给朝鲜，迫使朝鲜开港，仿照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做法侵略朝鲜。日本从此开始走上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就这样，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到９０年代初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而形成。这是有别于幕藩制封建军国主义的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

第四个历史特点：日本军国主义在制度上的一大支柱——皇军。不言而喻，军国主义的最大支柱是军队制度，而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军队不叫一般的国防军，而叫“皇军”。其涵义是：

（１）宪法保障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天皇是最高统帅、陆海军大元帅，拥有统帅军队大权。不仅明治维新初期建立的“亲兵”“御亲兵”如此，１８７３年１月征兵令实施后建立的新军也如此。

（２）天皇、皇族军人化、皇室军国主义化。以昭和天皇裕仁为例。裕仁从幼年时代起即接受军人教育。８岁入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任院长的学习院初等科接受乃木的军国主义教育。１２岁立太子，任陆海军少尉。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他还受东乡平八郎等人的指导和教育。尤其乃木是典型武士道军人，对裕仁严格要求。裕仁不仅平时穿大元帅的陆军服，而且思想上也军人化、军国主义化了。他从学习院初等科结业后进入皇家御学问所，在那里除听“帝王学”的伦理学课外，还接受鼓吹日本世界第一主义等对外扩张主义的思想教育等等。总之，裕仁是“彻底军人化”了的天皇。

不仅天皇如此，皇族中男子都从青年时代起接受军人教育，正规军校毕业后在军界担任重要官职或政府要职。例如：裕仁有三个弟弟，大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比裕仁小１岁，官至陆军少将、参谋本部要职。二弟高松宫宣仁亲王，比裕仁小４岁，在海军军令部任职。三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比裕仁小１４岁，担任过中国派遣军参谋少佐、大本营参谋。其他皇族有闲院宫载仁亲王（１８６５～１９４５），陆军元帅，历任军事参议官、参谋总长等。伏见宫博恭亲王（１８７５～１９４６），海军元帅，历任舰队司令官、海军军令部总长等。东久迩宫稔彦亲王（１８８７～１９９０）历任陆军大将、内阁首相。

（３）日本军队士兵要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大元帅天皇的统率，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这是皇军最根本的军纪，是皇军的灵魂。早在统帅权开始独立的１８７８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提倡尊崇天皇的思想和封建武士道精神，鼓吹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对天皇“忠诚”“勇敢”“服从”，强调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

四年后，１８８２年以《军人训诫》为基础，又以天皇名义颁布实施了《军人敕谕》，充实了德目，明确规定军人应该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仪义”和“质素”这五条武士道的规范。其中心是为了天皇而实行这五条德目，并力求使军人都能背诵《军人敕谕》，予以普及。

第五个历史特点：军队统帅权的独立。皇军的最高指挥权，即统帅权的独立，是由宪法保障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制度上的非常重要的支柱。统帅权独立，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要害。不注意这一点就不可能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统帅权本来是属于天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作为大元帅统率陆海军，辅弼天皇行使统帅权的军令机关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其首长分别为参谋本部长（后为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后为军令部总长）。所谓“统帅权独立”，即军令机关直属天皇而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明治初期建军时陆海两军的军令（指挥）和军政（兵员编制等）事宜统一归太政官制（政府）掌管，军令机关是１８７１年废藩置县后不久作为兵部省外局首次建立的陆军参谋局，统帅权尚未独立。及至１８７７年西南战争之后，把持天皇制政府实权的官僚势力为了更加牢固地控制军队，决定把军令机关独立出来，不受政府支配。１８７８年兵部省的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成为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军令机关，自此统帅权独立成为制度。１８８８年分别设立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１８９３年海军参谋本部改组为海军军令部。它和陆军参谋本部一起构成了直属天皇的军令机关。一般所言军部，即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

不过，军部势力还包括政府里的陆海军大臣和皇宫的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他们常侍天皇左右，担任有关军事问题的上奏和天皇下达的命令等，权限很大。再就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机关——元帅府。军事参议院负责天皇重要的军务咨询和把军部的意见上奏于天皇。这个机关由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等组成。按照统帅权独立的作法，陆海军当局各自制定的扩军备战计划，经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上奏天皇。通常天皇在军事参议院就计划进行咨询后亲自批准。一经天皇批准，便由陆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把计划交由内阁通过。实际上这种经天皇批准的计划，内阁、国会都不能拒绝。

１８９３年颁行《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的幕僚全由陆海军将校组成，国务大臣不得参与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事宜。这就在法律上确定了军部在战时的独裁权力。

军阀与军部有密切关系。军阀是控制军部中枢、左右政局的军人集团。明治时代军阀从藩阀中派生出来，藩阀中势力最大的是萨、长两藩阀。而在军队中则是长州阀控制陆军，萨摩阀控制海军。直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队中的藩阀势力始为后起的陆大阀等所取代。进入法西斯化阶段，陆军内又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

与统帅权独立密不可分的，还有两项由惯例定型的制度。一是“帷幄上奏”，另一是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帷幄上奏”简言之，即军部对其所管辖的军令事务，无须顾及政府，可直接报告天皇，或提出希望、建议和要求。军部拥有的这一权限，称做“帷幄上奏权”。１８８９年２月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规定，有关统帅事项的辅弼权限称之为“帷幄上奏权”，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后军令部总长）行使之。这就在法律上以国家根本大法确认了已有的帷幄上奏及其权限。同年１２月制定的内阁官制第七条又做了有关帷幄上奏权的规定：“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除据天皇圣谕下达内阁者外，须由陆海军大臣报告内阁总理大臣。”这使帷幄上奏权又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其次，关于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明治政府１８７１年７月颁行的《兵部省职员令》规定，设少将以上的兵部卿（军事部大臣）职位（一人）。１８７４年２月出兵侵略台湾时，又正式规定陆军卿（陆军大臣）“要由将官担任”。不过，海军卿则不然，还是文官担任，后来才改为武官专任制。１８８１年１１月曾一度取消陆军卿由陆军将官担任的规定。时限不久，１８８６年２月又恢复陆军大臣武官专任制。１８８８年６月进一步明文规定陆军大臣、次官均由将官担任。海军方面，１８８６年２月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海军大臣也和陆军大臣一样由武官担任。１９００年５月第二届山县有朋内阁修改官制，更明确规定陆海军大臣仅限于现役大、中将担任，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后来，１９１３年第一届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时迫于护宪运动的冲击，删除了其中“现役”的规定，只保留了武官制，即后备役武官亦可担任陆海军大臣。直到１９３６年“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又恢复了现役武官制。

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武官專任制，和帷幄上奏及其权限，这三环紧紧扣在一起，使军部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它垄断军事权，不受政府、政党和国会以及人民限制而独断专行。首先，军部虽然独立于政府、政府不得参与军机军务，但军部却能介入政府。１８７８年参谋本部初设时，参谋本部长可以把已经决定的军令事项“下达陆军卿责令执行”。这就使作为政府机关之一的陆军省在军令方面隶属于参谋本部，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介入政府事务开辟了道路。再者文官不能担任军部大臣，更不能担任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首长，然而武官却可以盘踞内阁要职。从１８８５年１２月日本实施近代内阁制迄１９４５年战败为止前后共有４３届内阁，其中有１９届由军人担任总理大臣。军人担任阁僚的事更屡见不鲜。一方面，军部可以用军部大臣武官制这张王牌搞垮不顺从其意的内阁，其手法是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提出继任者名单，从而迫使内阁垮台。不仅如此，军部通过对外侵略扩张，通过大规模战争，实力愈益膨胀，日俄战争后军部不仅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且绝对凌驾于政府之上。例如，日俄战争后不久，１９０７年４月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所需兵力》是日本的国策。然而，这种国策只是由军部策划的，内阁总理大臣只能就天皇下达的方案发表意见。而这方案又只能由军部上奏天皇，总理大臣不能予以修改或提出反对意见。结果造成了在决定国策时军部绝对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局面。而且由于统帅权独立和１９０７年９月制定的《军令》，这已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制度。

再者，１９０８年１２月陆军当局修改参谋本部条例后，参谋总长平时就掌握着朝鲜、中国东北等国外驻军的指挥权，关东都督和朝鲜总督由武官担任，成为军部势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造成政府以外还有政府的局面，从而在日本外交史上出现双重外交的怪现象。军部与驻外军队和殖民地统治的军人首长相沟通，在外交上与政府、外务省以及驻外机构相抗衡，抛开后者独断专行。纵观７０年日本侵华史，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军部、关东都督府操纵满铁，在对华外交上与外务省、当地驻外机构相对抗。当时担任奉天总领事的吉田茂就对军部的做法很恼火。１９２２年直奉战争期间，过去一直扶植张作霖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企图靠近背后可能有英美支持的吴佩孚。但是，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都支持张作霖，与政府和外务省相对抗。

第六个历史特点：军国主义教育的系统化、体制化和强化、宣扬意识形态。日本军国主义在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亦有特色。军国主义教育有其长期性和系统性。从明治年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到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止，政府和军部在军营内外一贯地抓紧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尊崇天皇的思想观念和封建武士道。当然还包括种族沙文主义（鼓吹“大和魂”即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侵略奴役别国人民“有理”）和霸权扩张主义（口号是“八纮一宇”，要称霸东亚乃至全世界）等等。在制度上，对一般民众则是通过学校教育，以１８９０年颁行的《教育敕语》为大纲，派出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军训，极力灌输所谓“尊皇爱国”思想和武勇精神；并利用退伍军人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对社会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此外，利用新闻广播、报刊等宣传报道工具，大肆宣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思想上毒化人民群众，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和炮灰。由于长期灌输武士道的武勇杀伐教育，日本军队特别凶残暴虐。他们在战争中动辄屠杀敌国的俘虏和平民。从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口大屠杀到“七七”事变后的南京大屠杀，从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滥杀无辜到太平洋战争中的新加坡大屠杀等等，而且拿敌国士兵和平民当活靶子杀人取乐、搞杀人竞赛，日本军队的野蛮暴行令人发指。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和野蛮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这就是日本军队士兵的剖腹、集体自杀、旅顺口战斗的“肉弹攻击”、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号特攻队（自杀飞机）以及部队撤退时集体枪杀撤不走的日本民众等等。归根到底这都是长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和宣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奴化和毒害士兵与民众的结果。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它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近代合理主义指世界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提出的强权扩张有理的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国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双倍的帝国主义，因此比一般帝国主义更凶恶、危害更大。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

五、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区别与联系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要区别之处在于军国主义的历史很悠久，要比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长得多。军国主义从古代起就有了。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和拜占廷（东罗马帝国），就是古代军国主义的典型。所以从古代中世纪到近现代世界史上都存在军国主义，它不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才有的历史范畴。但是，法西斯主义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极少数国家里发生的历史事物。

二者的联系是说近代军国主义传统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之一，军国主义势力容易法西斯化，而法西斯主义又是帝国主义陷于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有日本学者指出，法西斯主义是最典型的军国主义体制，法西斯主义是军国主义的极限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③。当然，并非近代军国主义都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双胞胎”。只有当近代军国主义达到极限形态时，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那么，军国主义的这种极限形态的标志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则是极权主义的统治体制。因为极权主义统治体制是法西斯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近代军国主义一旦具有这样的极权主义特质，也就成了法西斯主义。

那么，什么又是法西斯主义及其最本质特征的“极权主义”呢？关于“法西斯主义”，季米特洛夫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两段重要的论述，至今仍对研究法西斯主义有指导意义。他说：“无论法西斯戴的是哪些假面具，无论它是以哪些形式出现，无论它用哪些方法获得政权——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最恶毒的敌人。”他还说：“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④至于“极权主义”，英文为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日译为“全体主义”。“极权”一词是法西斯主义创始者墨索里尼发明的。他有一句名言：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因此，他公开宣布“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坚决反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法西斯国家拥有绝对权力，甚至拥有“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的“总（整）体国家”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体制的样板。极权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概念和实践。其主要内涵是：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实行公开恐怖或全面高压统治；否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标榜建立超阶级的全民族的政权，同时又否认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认为国家是所有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全部利益的唯一体现者，从而享有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不仅在政治上实行权力的极端集中，而且对经济、意识形态和一切生活领域，对所有社会集团以至个人，实行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面统制；鼓吹对外侵略扩张是国家的权利和使命，并借助全面统制，把全部国力动员集中起来，用于对外争霸的侵略战争^⑥。

六、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日本军国主义恣意妄为、作恶多端、疯狂施虐、深害四鄰。但需特别强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东亚众多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造成的沉重灾难，很难以数字做出最完整、最全面的表述。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罪恶，而且是东亚历史上的最大罪恶，其罪恶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减轻，更不会因时代的前进而消失。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写入东亚史、世界史，永远是东亚各国人民大张挞伐的对象。日本右翼图谋篡改历史、指恶为善，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以失败告终。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对东亚国家人民犯下种种罪恶，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样说并没有错，但如何理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则成为问题。应该指出，日本人民所受军国主义之害，与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所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有根本的不同。日本人民因为侵略战争吃糠咽菜、受苦受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尚在其次，其受害的最主要表现是，数百万日本人被驱赶上战场，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和杀人越货的工具，犯下了难以尽诉的罪行。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受到被害国或被害国人民的追究，但这不等于罪行没有发生，更不等于没有受到社会正义“法庭”和心灵正义“法庭”的追究。他们或主动利用一切机会向被害国或被害国人民赔礼道歉，或去靖国神社及其他神社顶礼膜拜，均欲以此来解脱心灵的重负。但实际上，杀人的罪恶早已变成拂之不去的心头的梦魇。终身徘徊于此种梦魇之中，这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最大苦难。

而且，日本人民不能因为已经承受了侵略战争的苦难而回避反思。痛定思痛，日本人民应该能够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走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只能走向灭亡，只有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才是日本民族谋求兴旺发达的唯一可行之路。

日本要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必须彻底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坚决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亚洲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日本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日本人民应对日本近代史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特点，以史为鉴，见微知著，对已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任何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保持应有的警惕，对各种有利于军国主义复活的谬论，必须识破其本质，勇敢地站出来，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对。

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人民应注意遏止民族扩张主义思潮。大和民族优越论是民族扩张主义思潮的核心。甲午中日战争后，大和民族优越论大行其时，此后每一次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将这种错误思潮推进一步，以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果真以为“大日本帝国”天下无敌、大和民族世上无双。这样做的结果，使日本民族误入歧途而不知自省，陷落泥潭却无力自拔。

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必须阻塞日本走军事大国之路。军国主义要侵略扩张，自然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对于战后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努力应给予足够的注意。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一定的防卫力量是可以的，但如果“防卫力量”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日本本土防卫的需要，变成了一支可以充分威慑海外的进攻性力量，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必备的环境和条件。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必须摈弃近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的最大特点是，法律上天皇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天皇的权力最终转移到了军部，近代天皇制变成了军部独裁专制，变成了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政治工具，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丝毫保障。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需建立并维护民主政治制度，防止任何类似于近代天皇制的国家政治专制制度再现。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我国曾大张旗鼓地批判过“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至８０年代又转而认为日本重走１９４５年战败投降前那种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其一，日本有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国民真诚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要搞军国主义，和平宪法首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二，和平主义思潮是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日本要搞军国主义，饱尝军国主义祸害的日本人民的绝大多数不会答应。其三，日本军国主义曾给周边众多国家造成巨大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绝不会允许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为害四方。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

进入９０年代，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１９９５年成为日本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的转折点。此后，民族保守主义日益时兴，和平主义日渐萎缩，从日美同盟再定义开始，其间制定《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反恐法》《有事法》，和平宪法即将寿终正寝；努力研发先进武器，积极建立实际具有进攻意义的导弹防御系统，自卫队即将改名并积极走向海外，宣称必要时迅速实施核武装；宣传炒作以大和民族优越论为核心的“神国论”，为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分子翻案之风日盛，右翼活动日益猖獗，等等，日本越来越强烈地追求将大国梦变为现实。直至２００５年２月，日本政要公然宣称“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免令人感到与１８９５年中日谈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推动者伊藤博文逼迫中国清政府割让台湾时的嚣张气焰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日本以为，只要跟着美国，便可为所欲为，实现大国梦。岂知这是最大的误判。称霸野心之膨胀，其结果都是破灭，而不会在膨胀到某种程度时便戛然而止。美國可以保日本于一时，而不会护日本于一世。日本的未来会如何，不取决于美国，关键在于自身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亚洲国家不希望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美国心同此愿。但如果日本一意孤行，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则可以预言，在日本的扩张膨胀严重危害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利益时，日美之间再次出现对抗局面并非难以想象。

日本的发展正在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人民和亚太各国人民能否阻止日本朝着危险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历史的经验已向世人充分展示，当年无论日本军国主义何等猖狂，在亚太各国的联合打击下只能一步步走向失败。在２１世纪，亚太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战争的概念和手段也焕然一新。如果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则亚太各国绝不会等到其无限膨胀后再行反击，让它一步走向失败，而是在它侵略扩张的初始阶段，便会予以致命的打击，将其完全、彻底地消灭干净，让亚太地区永享太平与安宁。

注释：

①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３７０～３７１页，东京宗高书房，１９７５年。

②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册，第１０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

③《日本近代史的虚像和实像３·满洲事变——战败》第２０２页，大月书店，１９８９。

④《季米特洛夫选集》第４６、４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

⑤《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１０期。

⑥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３８６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