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琳

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很严谨而又懒散的人。

让这样的一个人负责一期杂志恐怕是韩先生的无奈之举。话已经放出去了，想要收回也很难，所以只好把我安排在最后，一来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学学样子少出纰漏；二来给我的懒散多留一点时间，让它晒饱了太阳回家睡觉，把勤奋留下。

八月初，编辑部去了一趟内蒙，那时克海的八期已经结束赵超的九期也初见端倪。

本来出去旅游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没想到我的懒惰竟然同我一样兴奋，回来数日后都不肯休息。而夏天又像骗子一样匆匆溜走。直到有一天房间里突然没有了蚊子，早晨的空气也不得不面对行人的外套时，我才发现，赵超的九期也出来了。我于是气哼哼地朝我的懒惰踢了一脚，手忙脚乱地开始编稿子。

正在我焦头烂额之际，似乎如有神助，几篇很不错的稿件飞入了我此刻“凌乱的案头”。

一篇是法国学者杜特莱先生的《跟活生生的人喝着咖啡交流》，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一篇是解艾玲女士的《一抹夕阳，两片晚霞》，是她在加拿大读书时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近两万字，一口气就读了下来，不过好文章要慢慢读，也因为篇幅太长，这一期只上了前半部分。

另外还有两篇，也值得向你推荐。一篇当属谈瀛洲先生的《梁武帝》，谈先生是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2004年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还是眼下正在流行的《江泽民传》的第一译者。这一串头衔并不能说明什么，说明什么的是他的文章和辛苦写就的剧本。再就是鲁顺民先生的《“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这是篇纪实文章，看了或许让你惊悸，然而，更多的怕还是感悟与反思。

好歹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分割点上编完了十期的稿件。长吁了口气的同时也暗暗擦了把冷汗。回过头来再一看已经成就的雏形，心中还是比较的满意。于是定定心神坐下来写这一期的编后记。本来我很不情愿写这一篇文章，因为它将暴露我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失误，它让我在前两期的标准下诚惶诚恐自愧弗如。我本想以徐志摩先生的《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为题，撑撑胆量，但在认真地学习了克海与赵超的编后记之后，早已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贸然蹿到笔下的“迎上前去”，起初还自以为得计，细一想，还是一个徐志摩用过的题名，没办法，不改了，——都是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跟上韩先生编校《徐志摩全集》造下的孽！

然而韩先生这次的提议，的确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示。说来惭愧，我从事编辑工作已经一年有余了，却对每期的工作流程还是模糊不清，韩先生这次做了甩手掌柜，我只有硬着头皮上，稀里糊涂地下来，竟然也清醒了许多。其实多亏了编辑部众人的帮忙，虽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还算切切实实做了一回主编（下次能不做就不做了）。

无论怎样，韩先生敲了一通开场锣鼓，我们三人都不得不登台献丑，各展其才了。克海平时温文尔雅，编起杂志来也很有一套，唱的是小生；赵超是机关公认的美女，约稿组稿自然不在话下，紧张时刻也不似我这般蓬头垢面，乱七八糟，算是青衣。

我呢，权当是那刀马旦，舞舞花枪，粗是粗了点，俗是俗了点，也还算卖力。这一期的杂志，不管怎样，是我编的。粗糙的地方或许有之，不当的地方或许有之，我预先声明了我的过错，不再躲避你们的指责，我永远托庇你们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