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弃臣

农民工这三个字，报纸上随处可见，随便扯过一张就有，比如手边的这张《报刊文摘》(2005年7月)，头版就有——《为农民工提供最实在的服务，宜昌编制进城务工线路图》，摘自《工人日报》2005年7月11日的报道。最有名的该是今年春节前，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的事儿，连篇累牍的很是热闹过一阵子。我没有见过，听说中央文件上说到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是径称农民工而不加括号的。

谁都知道，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二元制的，一为城镇户口，一为农村户口，持城镇户口的，名为市民，细分却有干部、工人、军人、教员、医生、大学生等，而农村户口，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只有农民一项。这样，农民不仅是一种居住地与职业的标志，而是一种身份的鉴定。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市民，而是那许多更为具体的职业。说一个人是农民，如果仅指它不是市民，农民是能接受的。如果同时也是说，他不是干部，不是工人，不是教员，不是医生，不是大学生，那可就叫人难堪了。事实上，他们中间也有干部，也有工人，也有教员，也有医生，也有上过大学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是真正的农民。总之，农民这个称呼，更多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社会身份。

为了摆脱农民这个社会身份，几十年来，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可悲可怜的人生悲剧。

这种职业与社会身份的混乱，主要是农民这一身份的屈辱，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滋生着这样那样的社会隐患，许多政治家与社会学家都已注意到了。有的地方已着手改革，开始取消农民户口，就是一个明证。

明白了这个前提，再来说为什么说农民工是一种歧视性的称呼。

一个市民参加了工作，他是工人，你就说他是工人，他是干部，你就说他是干部，医生就说他是医生，教员就说他是教员，断没有加个前缀，叫他市民工人，市民干部，市民医生，市民教员的道理。就是换了职业，也绝不会将前一个职业作为后一个职业的前缀，比如你原来是工人，后来成了教员，不会说你是工人教员，先前是医生，后来成了干部，不会说你是医生干部。也就是说，做什么工作就是什么人，这是社会的通则，想来欧美各国也是这样的。可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农民身上，这一通则就不灵了，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摆脱农民这个身份符号。你当了工人，是农民工人，简称农民工，你当了商人，是农民经商，你办企业办得好，成了企业家，够荣耀的吧，对不起，你是农民企业家。不尽此也，你就是当了人大代表，领导要是介绍你的时候，不知是为了尊你还是为了贬你，一定要特意说明，这位是农民人大代表！

好多时候，看起来是尊崇，实则也是一种歧视。这种事情，有时真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比如上面提到的那则报道，宜昌市为了给农民工提供最实在的服务，就编制了进城务工的线路图，多么细致，多么感人。实际上，这话先就不符合逻辑，他们在还没有进城务工之前，只能说是农民而不能说是农民工。你或许会说，他们在村里的时候就是泥瓦工呀，不对，他们在村里做什么工，前头都不用再加农民二字，只有“进城务工”之后，才会被称之为农民工。好吧，他们进了城，务了工，总该叫农民工吧？也不对。这样说的前提是，农民就得在农村里待着，再穷再苦，也只能在那儿待着，再穷再苦也不能到城里来。看，改革开放了，让你们到城里来了，还让你们来这儿打工，不光让你们来打工，还给你们编制了进城务工的线路图，从哪个门进，顺着哪条路走，就是哪个劳务市场，或是找到哪个部门就有工可打。你还不觉得幸福吗？

须知，宜昌是宜昌人民的城市，不是只有市民身份的人的城市！他们来这儿打工，是因为这儿有工可打，不是抢了哪个市民的饭碗，也不是哪个市民的恩典。过去不准是错的，现在准了还叫他们农民工也不能说就是对的。

再进一步说，宜昌不光是宜昌人民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谁要来都可以，谁要在这儿打工都可以。

可怕的是这种身份歧视还在蔓延下去，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去年吧，听说北京为了解决外地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打算建立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不知道这样的学校建起了没有。没有建起来，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真要建起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解决了，也还是一个问题。它会让这些学校出来的孩子，终生都背上一个“我不如人”的思想包袱。如果有人不信，那么请让你的孩子去上这样的学校吧。

2005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