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忠

《山西文学大系》出版了，这在山西文学界是一件颇有影响的事。它的出版，为研究山西文学提供了许多方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作家、作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大系把这么多与山西有关的作家、作品，从神话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悉数收集、汇总在一起，爬疏董理，注释品评，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资料性也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

翻阅《山西文学大系》，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唐代山西的文学家很多，而宋代却很少，这其中原因很多，不好下什么结论。而在批评家那里，比如元好问，他的扬唐抑宋，却是从风格方面指出了唐之优长与宋之不足，表明了他对这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风格的好恶。这与个人的趣味有关，但如果稍作留意，就会看出山西传统的一种审美趣味与追求，或者说一种风格。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的差异必然影响到人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到文化、艺术、文学。《山西文学大系》中有一个“北人”概念，是指有着特殊性情、特殊风格的北方人，山西人是最为典型的“北人”。北风荡过心灵的曠野，“北人”便有了风过后的痕迹。我们山西当属北地，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中，有着“北人”特殊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追求、审美意识。在文学创作中，便是讲究风骨、气韵，崇尚浑朴、冲淡，形成质朴、厚重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北人”的处境与心态使然。山西不可能产生唯美主义，从古至今，山西没有出现过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流派，这与其质朴、厚重的审美传统有关。

唐末司空图是我们山西永济人，他的文学成就更多的是在诗评方面，著有《诗品》、《诗赋》、《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等。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司空图评诗重境、重格、重味，特别强调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谈论最多的是诗的风格。他上承陆机与刘勰，着重从风格方面晶评作品，用绘画的笔法，运用比喻、象征，以诗论诗，画面感特别强，显得分外生动。所谓比物取象、目击道存，那些深刻的道理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比如“典雅”是这样写的：“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是在讲文学理论吗?分明是一幅闲居图，是一幅画，人是在观画中感受风格。

唐诗的繁荣，它的多姿多彩，自然会反映到诗论中来，司空图在《诗品》中，对这种景象作了表现与总结。他通过对人与环境的描绘，展示一种意境，指陈一种风格。他写山、写水、写松、写花、写星辰、写旦暮、写美女、写仙人、写幽者、写高士，写幽静的田园山林，写胸怀淡泊、心境闲逸、纯任自然、体素反真的人。这些实际都是在表现与倡导一种风格。只有在幽静的环境之中，才有安静的灵魂，才能养成高尚的生活情趣。诗格是人格的体现，诗人有了淡泊、宁静的心境，才有诗的韵味深远、品格高雅，才有雄浑、高古、冲淡、自然的风格。司空图最推崇雄浑与冲淡，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最推崇李白、杜甫的风格，认为“宏肆于李杜极矣”。在二十四品中，他首列雄浑与冲淡。基于这种主张，他最喜欢王维、韦应物，认为王维、韦应物的诗清澈、淡远，旨味深长，貌似平和，却骨力遒劲。而元稹、白居易却写得过于详尽，絮絮叨叨的，一点也不含蓄，没有味道。虽然才力不凡，但气格卑弱，远不及王维、韦应物的诗气格高雅。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写得倒是有韵味，但因为写得绮丽华艳，就是说不冲淡，所以也不值得称道。这是一种“北人”诗评家的眼光?

元好问是金元时期中国少有的几个文论家之一，与严羽一处北、一处南，同为批评大家。《论诗》三十首分论了魏晋南北朝、唐?宋三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对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的诗歌比较崇尚，而对宋代却是贬抑的，认为宋人曲学虚荒、俳谐怒骂，非古学正途，与雅言不合。这和司空图的主张是相似的，也并非巧合。元好问提倡务实历、求真情、不雕琢、本自然，反对虚伪矫饰、矜多炫巧，提倡豪放刚健、雄浑典雅、占拙质朴、清新自然的文风。他特别推举曹植、刘桢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以及《敕勒歌》之豪放、浑朴。这是按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评价的，这种风格偏好一直到明清傅山，也是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甚至到现代山药蛋派，更是以朴实、厚重的风格著称。这是一种纯正、典雅的审美趣味，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这种形式的质朴与内容的厚重，已成为山西文学风格的基本特色，并由此成为一种追求与主张，一种自觉意识。这股强劲的北风，从古刮到今，具有了历史的传承性。

二

这种独特风格、鲜明特色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与地域原因的，《山西文学大系·导论》从历史与地理、人文与环境方面分析得非常好。

从地理方面讲，山西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具有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产生较大的影响，也便形成了山西人质朴务实、刚强内敛、坚韧沉毅的性格，从而孕育了特有的审美情趣，成就了一种阳刚、厚重、质朴、豪放的风格。这种风格不只表现在创作方面，更具有理论的自觉，比如司空图的《诗品》，比如元好问的《论诗》二十首。

正如《山西文学大系·导论》中讲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对人们的人文心理与审美倾向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茫茫大漠草原与纤纤软水温山，必然培育出不同的审美情趣。巍峨、奔腾的高山大川，会让人变得刚强、坚毅，也必然孕育出雄浑、淡远的审美趣味。与南风的柔媚、轻艳不同，这种北风追求的是骨峻气清，崇尚的是质朴、厚重的风格。

从历史方面讲，山西地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民族融合，文学创作更是这种融合的直接、间接的反映。山西地理位置狭长，南部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原农耕文明地区，北部是北方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边缘地带。两种文明的碰撞、交汇、融合，构成了山西文化史的第一旋律。这种融合是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过程，文化习俗、审美趣味相互影响，带来了文化心理、审美倾向的变化，造就了一种特殊的人口文化现象，即“北人”现象。汉人与各少数民族打破阻隔，形成包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北人”，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一种在民族背景、生活习俗、文化心理、审美情趣方面的综合表现。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那些文化、艺术、文学之中最优秀与最具魅力、最有感染力的部分被继承下来了。在优胜劣汰与长期的浸染之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纯正，精英文化成为主导，引领着审美与创作的走向。体现了大北方、大民族的气质与追求，成为一种豪壮的“敕勒川”，这正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中说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慷慨豪壮，清新激越，这样的风格成为一种传统，积淀为一种意识，甚至变为一种标准，在山西文论家这里也便成为倡导的典范、批评的尺度。

三

中国古代文论对风格特征是很重视的，将其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曹丕《典论·论文》讲不同文体有不同风格，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陆机也有相同的观点，他在《文赋》中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体性》、《定势》篇中，着重论述风格问题，《体性》把文章分为八体，《定势》把二十来种文体归纳为六类，指出它们不同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评诗，也是着重从体貌风格方面进行考察，不过着重是品评诗人。而司空图是从风格的角度，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以两字标名，揭示诗的风格特色。

司空图论诗特别强调诗歌要有韵味，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耐人寻绎体会。中国传统文论非常重视风骨、气韵，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刘勰、钟嵘谈论诗文也特别重视风骨、气韵，这既是强调风格的重要，更是倡导一种壮美、淡远的风格，而这也是我们晋地骨峻气清的审美趣味与传统。

司空图虽然崇尚冲淡、自然，但他并非出世，他虽然重视文学的艺术性，但并非不重视内容、不推崇讽谕之作。当唐哀宗被杀，唐王朝灭亡之时，他悲愤不食而卒，为国殉节。由此看出他是一个峻烈、刚强，具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司空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闲适幽静，是一处十分理想的养性之所、旅游胜地，是我们山西的一大文化遗产，一笔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应该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遗憾的是造势不够，没有好好开发。

在《山西文学大系》中，选司空图诗词十七首，而《诗品》二十四首却只选《纤脓稼》、《自然》、《含蓄》三首。一般的诗词并不能代表司空图的文学成就，选取这样三首诗论，也看不出司空图文学主张的全貌。而司空图的成就，更主要的是他的文学理论。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编注中的一个缺憾。司空图、元好问等人的成就、尤其是文论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其它一些诗人，也大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但编注者在走过他们之时，却显得步履匆匆，没有投，去太多的目光，以致忽视了他们更为重要的一面、更需值得肯定的价值，这实在是一个不足。要让指瑕的话，我以为应该指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