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有

阮章竞(1914—2000)是我国现当代著名诗人。1937年12月来到山西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从事宣传和文艺工作，长诗《圈套》和歌剧《赤叶河》等代表作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直到1949年才离开。1963年两次回太行山走访。因此，诗人说太行山是他的“第二故乡”。1979—1980年还先后寻访红军东渡时的万荣县秋风楼渡口、中条山和吕梁山等地的革命遗迹，都留下美丽的诗篇。解放初上小学时，我就唱过他创作的《妇女自由歌》；在大学学习过他的长诗《漳河水》，这是妇女解放的颂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幸在“四清”运动中和诗人相识，正如诗人在1987年初的来信中所说：“我们是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共同参与了一段可笑的战役而结识的。”

1964年8月，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西省委党校任教，10月初就被派往洪洞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先在县城集训四十天，学习“双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两个文件)，人人过关“洗手洗澡”，放“包袱”(检查、交待问题，轻装上阵)。11月下旬集训结束时，工作队员中除发现的个别“四不清”干部送回原单位外，以公社为工作团，以生产大队为工作队，分赴各村。我被分配在白石四清工作团南段工作队。

南段村位于县城南五公里汾河西岸上。三百多户人家，派去“四清”工作队员近百名。这是省委办公厅，省委党校，万荣和临猗等县、社干部组成的。进村后，第一次全体队员会上，我才知道这里是省委书记陶鲁笳蹲的点，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当时全国“四清”运动还未全面铺开，晋南地区只有洪洞和临汾两县做试点，推广“桃源经验”：人海战术和神秘化。陶书记化名为“江老师”，前后来过三次。平时看点的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尹发祥部长，由省委办公厅两位十六级干部任工作队正副队长。我分在第五生产队，组长是运城县公安局指导员卫化民，队员有省委党校的二人，省林业局一位青年技术员，两位女同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高干病房大夫(她与一位护士是陶书记和工作队的医务人员，也参加运动)和《山西四清报》编辑。

工作队召开全村贫下中农动员大会分生产队讨论时，有一位老干部模样的同志参加我们五队讨论，年过半百，身体魁梧，花白头发，四方脸，神情专注地倾听社员的发言，听不明白的地方插话询问，特别是对一些方言俗语，他总是要问个一清二楚记到笔记本上才罢休。过了几天，他分配到我们队，才知道是著名诗人阮章竞。我异常高兴，因为是学文学的，还正做着当作家的梦。我们住在一位贫农家中。院子很特别，当地叫做“平地打窑院”。从平地上挖下去十几米深，院子约150平米，南北长东西稍窄。西面崖上打一开三孔窑洞。我们四位男同志住在南面一间的炕上，诗人住在北面一间内。房东住在南崖一孔窑中。院子东南角长着一棵两丈多高的椿树，四面崖顶蒿草、酸枣树丛生茂密。北面地上有一个两立方米深的土坑，下了雨，院子里的水都流进坑内让它慢慢渗去，这是唯一的排水设施。平时打扫的垃圾和没用的柴草也倒进坑内沤肥，装满了沤好了，挖出来担到地里肥田。东北角有条一米宽的斜坡，供人进出，没有院门。厕所在斜坡半路崖边挖进去的小窑洞内。

“四清”运动初期工作很紧张，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采取土改时期的传统作法，叫做“扎根、串连”：找到或培养几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依靠他们联系和发展群众；开始工作队员只能在贫下中农家吃派饭。这个村很特殊，中农户多，贫下中农户少。农业生产搞得不好，每个工只能分几分钱红，分的粮食不够吃。他们每户五、六天就得轮流一次派饭，不堪重负。过了一个月，就不得不将派饭范围扩大到中农户怀包括富裕中农，大小生产队干部)。白天诗人和我们一样，同社员一块上地参加生产劳动，晚饭后深入贫下中农家里了解“四不清”干部的问题。直到晚上12点，大家回来就碰头交流情况，组长即刻向队部汇报。

“四清”运动后期，“四不清”干部打倒了，大、小生产队新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了。工作队已退居参谋地位，协助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生产基础建设，巩固发展“四清”运动成果。一有空闲，我就向诗人讨教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一天晚饭后，工作组开会前，大家和诗人聊天时，有人间起他的家庭状况，诗人说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尖端科研单位工作。我以赞叹的口吻说：“阮老师，你生的这两个孩子可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了。”他听罢微笑着说：“小孙，这可是个严重错误啊!”大家都笑了，我理解他的言外之意，孩子是党和国家培养的。

春节之后，正是青黄不接时期，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暂停吃派饭。工作队的食堂设在北段(紧邻南段，曾经是一个村，叫南北洪段村)。当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三毛钱，份饭：一个馒头、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熬菜。为了改善伙食，在诗人的建议下，派人到水田里捞回一筐大小不等的田螺。诗人亲自下厨指导油炸做好。北方人没吃过，开饭时都是看一眼，没人动手。诗人一面给大家介绍田螺如何好吃有营养，一面做起示范动作，他拿起一个大个儿的，嘴对着田螺的口用力一吸，又香又柔软的肉团就进到了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也从未吃过，学着他的动作，大胆地尝了一个小的。诗人连忙问：“小孙，怎么样?”我说：“还不错，挺好吃的。”他立刻以我为典型推销之，大家才吃开了，田螺很快就脱销了。看见每个人都吃得很香，诗人笑逐颜开，吃他的饭去了。后来才知道诗人之所以对田螺如此感兴趣，一是他出生在南方，对田螺格外熟悉。二是1955年创作了长篇童话诗《金色的田螺》，曾获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并被搬上了银幕。这部童话诗，就是根据我国民间流传的“田螺姑娘”的爱情故事加以改造创作的优秀作品。

三月份的一天上午，全体工作队员到工作团去听报告。我们组里几个同诗人和山西作家刘江 (时任《山西四清报》主编；住在工作队总部北段村，每期清样送来时，小汽车只能停在村外，保密)一起步行前往。春风拂面，杨柳吐出新芽。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平易近人，一路上和我们聊天，说笑话，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他俩还轮流吟诵毛主席诗词名篇，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对其熟悉程度和热爱之情，深深感染了我们每个人。

为了满足社员特别是青年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要求，工作队决定协助生产大队建立文化室。队领导把我和党校其他几位同志暂时抽出来，在诗人的指导下工作。诗人从选址、修缮房屋，到布置、摆设等都亲自指导，还带头向文化室捐赠书籍。在题写文化室牌匾时，诗人先在纸上写了几稿征求意见，当工作队队长建议将草书改为楷书时，他立即写成秀美的行书，最后才写到木制牌匾上。油漆之后悬挂在文化室门正上方，光亮夺目，马上引来不少社员围观，先伫立门口欣赏牌匾，再进去看书。从此这里成为社员学习文化的场所。

在“四清”工作接近尾声时，空闲时间多了些。为了照顾诗人的身体和工作，队领导让他搬到工作队总部和刘江住在一间房内。搬前，同我们全组成员合影留念。我曾多次到他住处请诗人讲毛主席诗词。诗人对每首诗词都是一面背诵，一面详尽讲解分析，多有个人见解。我边听边记，受益匪浅。之后，还请他写了一幅字，写的是毛主席词《采桑子·重阳》。这幅字一直珍藏到1986年，分下单元房，有了书房，才请人裱好，过年过节时挂起来。谁见了都无不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得到阮章竞的墨迹?”我便讲一遍它的来历。

听说诗人要回北京参加作协会议，“四清”工作即将结束，不可能再回来了。我赶快送去一个笔记本，请他留言题词。由于当时看望的人太多，只把笔记本收下了，没有马上写。第二天得知他已经走了，我对题词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当“四清”工作结束回到党校不久，就收到了他托人转交给我的笔记本，并用钢笔题了词，希望我在文学事业中有所作为。1973年初，我放弃从政的机会而调到山西师大中文系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一名会员。这同他的题词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

“文革”期间，1967年秋天，省委党校工宣队派我和同事王金鹏赴京到华北局外调时，顺便看望了诗人。“文革”前，诗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秘书长(挂职，主要搞创作)，未被打成“走资派”。“革命大串联”期间，让他管接待红卫兵工作。在办公室一见面，我就觉得他精神不佳。坐下问起近况，他就历诉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越说越激动，最后气愤地说：“红卫兵太野蛮！”我出于他的安全计，忙劝他在别人面前可不敢这样说。

1986年底，因读了诗人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批评文学创作中性描写泛滥倾向的文章，我有同感，于是写信表示支持，并讲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不知道他的确切通讯地址，是托《文艺报》编辑部转交的。第二年1月14日收到了他热情洋溢的回信，说他那篇文章在编辑部放了7个月，派女儿催了一次才发表的，因此诗人说：“我的观点能得到你的支持，深以得知音而欣慰。”还鼓励我就信中所谈的观点写篇文章。我读了回信深受感动，第二天就写了回信，表示不辜负他的期望，还特别希望他多保重身体。

1990年，我将刚出版的拙著《不平衡规律新论》寄去一册。1994年底，我去北大、北师大、人大等首都高校考察申报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的有关事宜时，曾按信上地址(崇文门东大街20楼二门701号)去看望诗人，敲开门，人家说他早搬走了。询问居委会，他们也不知去向。从此便失去联系，直到从2000年2月19日《文艺报》上得知诗人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当时就想写篇回忆文章，一直拿不起笔，可能是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缘故。诗人虽已驾鹤西去，然而昔日的交往还历历在目。今忆之，谨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