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

北京是座方城，有九座城门，城墙东北边的那个门叫东直门。我对那儿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我家住在东直门外的左家庄，中学时代的6年里每天都要经过东直门进城去读书。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当30年后我重返东直门时，却面目全非，满眼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让我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我站在马路边的雕塑前，努力在记忆中寻找昔日的城墙和门楼。

记忆中的东直门环境幽雅，古风古韵。小时候随父母进城，看到的是雄伟高大、直冲云天的城楼。东直门的城墙很厚实，城楼两层飞檐。城墙高处的砖缝里长着一棵小树，欣欣向荣直冲云天。黄昏时，成群的老鸦呜叫着飞来飞去在他们的窝前嬉戏。

城墙不远处是护城河，一架木桥横架其上，供往来的车辆行人通行，记得汽车从上面驰过桥身便发出吱吱的响声。桥头长着一棵垂柳，春天，嫩黄的柳枝在春风中摇曳，风姿妩媚。柳树下矗立着交道口电影院的广告牌，一月的屯影都在上面公布。

护城河坡很陡很深，水却很瘦很浅，缓缓地流淌，亲吻着堤岸，像一对恋人依依不舍。水草在水中摇摆，小鱼在水草中穿梭，一片和平安详的气氛。

城墙和护墙河之间是一条铁路，东直门是个小站，记得这里并不走客车只供装载货物，长长的火车喷着黑烟吐着白气，在这里驶来驶去，于古韵中又充满了现代气息。城门旁有一株高大的树，夏天这里很凉爽，很安静，有时候放学了，在这里换车时便坐在树下读书。当然读的是小说之类的课外读物，因为在家里母亲是不准我看这类闲书的，怕影响我的学习，这里正好成了我读书和躲避母亲监督的好地方。后来，城门北边打了个豁口，建起了水泥大桥，从此汽车不再穿过城门洞了。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庭妇女向封资修开战，用铁镐铁锨，彻底毁灭了这几百年来雄震四方的巍巍城墙城门。

我为找不到东直门和古老的城墙而深深地遗憾。

在遗憾中我记起了为保卫古老城墙而呼喊奔波的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梁启超，戊戌政变，亡命日本后，1901年在东京生下了他。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学美国，先后在宾西法尼亚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

1957年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开始遭到劫难，它被人们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他已经有了无望的感觉，但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还要为保卫北京城墙做最后一搏。

梁思成痛心疾首，泪流满面，他要去找周恩来总理。他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剜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1957年正是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这话是比“右派”还右的言论。但梁思成为了保卫古老的北京城什么都顾不上了。有人劝他：“算啦。你被批判得还不够吗?这是什么时候了?不行就出去吧……”

梁思成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宁愿做一个‘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决不出走。”

北京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他记起了解放前夕，解放军秘密派人到清华园让他绘出重点文物所在地点的情形。然而他没有想到北京没有毁于战火中，却毁于长官意志之中。

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他大吃一惊，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太可怕了。他认为在世界上封建时代的名都大邑中，北京城是惟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所以对它的保留具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在那个时代当权者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北京市负责人甚至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梁思成曾对彭真说，你们这样做，五十年后就会后悔的。时间是个最伟大最公正的证明人和批评家，现在历史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而且还不到五十年。

让我们看看梁先生当年是如何为我们描绘他的美好设想吧：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个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这样的北京城门，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然而还是拆了。

梁思成先生被日本人恭敬地称为“古都恩人”，因为他在二战时期曾成功地劝阻了美军对奈良和京都轰炸，保护了日本的古迹，但他却没有保住自己祖国的北京雄伟壮丽的城墙。

一座世界奇迹就这样人为地消失了。现在想想多么令人痛心疾首。

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当年的愚蠢行为，开始亡羊补牢，明城墙遗址、金大都城墙遗址都得到了保护。

前两年还花巨资重建了永定门城楼，说什么有它就保持了中轴线的完整北京就美了。对此我可不敢苟同，早已七零八碎的北京城墙难道有它就会完整吗?再说古迹是能够复原的吗?照此何不把城墙再筑起来，把牌楼、四合院再建起来?这纯属劳民伤财之举。有这笔钱不如多建些希望小学、经济适用房呢!

我不仅为我所熟悉的东直门和北京的城墙而遗憾，更为人类的行为而遗憾。

由此我又想到一个国家如果不依法治国，不依靠科学治国，单靠人治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和愚蠢，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贫困和灾难，社会只能是停滞不前。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