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宏

“纸上谈兵”

1967春天，我奉山西大学红旗公社之命，与孙涛、崔巍等进驻位于并州路的山西省棉麻公司大楼，一起参与筹办《进军报》。孙涛、崔巍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我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文革中不升级，原来是几年级到毕业时还说是几年级。

这份报纸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省级机关革命派批判刘、邓联络站和山西大学红旗公社(八·八等)联合主办。创刊号于5月19日出版，头版上半版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身着军装半身像，印有套红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下半版为代发刊词“迎着总决战的炮火，进军”。其他版面主要刊发了省级机关革命派联络站撰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汇编，以及兵团下属组织的活动情况。

《进军报》编辑部六七个人，由山西日报社一位中年编辑赵秉英负责。老赵脸色发红，常常露出憨厚和霭的笑容，与我们相处甚好。我们山大的几个同学，除了以“山大八八进军红旗战斗队”名义写文章，还去兵团一些基层组织采写消息和组织稿件。《进军报》每十天、半月出版一期，由于采写、编排、校对、印刷、发行一条龙作业，所以还是比较忙碌的。该报于6月27日出罢第四期便停了，停办原因是牵头办报的兵团想独家主办一份旗号更为鲜明的《兵团》战报。

这年9月初，我和孙涛、崔巍又奉招加盟《兵团》战报编辑部。编辑部设在山西省图书馆，约有十几个人。我们介入时，报纸已出版了四期。

夏秋之际，省城乃至全省武斗蜂起，形势大乱。先是听说平遥县武斗很凶，古城内外枪声呼啸，硝烟弥漫，最终演变成“八·七”暴乱事件。直到惊动了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总理，采取重大措施才将暴乱平息。进入9月，又得知太原十中被决死纵队重兵围困。我闻讯前去察看，学校围墙外面解放路上站着不少头戴钢盔、手持长矛的决死纵队的工人。十中红联站学生组织被困在教学楼内，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大声播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与反动组织决死纵队血战到底”的声明，一遍一遍播着毛主席诗词《井冈山》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感到事态严重，匆匆离去。

当天晚上，在太钢上二班的母亲半夜三点才回到家中，满脸凉色地说：“半夜十二点多路过十中，枪声乱响，烟雾遮得看不清路边的电线杆。我绕房山府、五一路到了广场，又被并州饭店那边的枪声逼到了街心公园。在大槐树下等了半天，看见并州路那边开来一队解放军，我才赶紧骑车拐进桥东街。哎呀真怕!枪子儿不长眼，你们可不要去那边看啊……”

过了一两天，传来十中红卫兵学生孟玲玲被枪弹打死的消息。“九·五”事件：一场红卫兵付出生命代价的血腥武斗，猛烈地撞击着这个城市千万善良人的心灵。

我和孙涛、崔巍在编辑部悄悄议论，对省城的形势不无忧虑。孙涛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可再这么乱下去怎么收拾呀?崔巍说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到处武斗升级，中央就控制不住?我说咱们办报就挺好，我有个老主意，一不参加戴高帽子捆人绑人刺刀见红的批斗，二不参加挥舞长矛荷枪实弹的武斗，咱们办报就是秀才“纸上谈兵”，就是毛主席号召的文斗。

朋友们对我的“纸上谈兵”之说表示赞同，我们便把办报称为“纸上谈兵”。

现将我们参与编办并留存的几期报纸摘要一二，从中或可窥得当年文革风暴之一角，以及几个青年学子的心迹。

《兵团》第五期，1967年9月12日出版。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兵团各组织传达贯彻省革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心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下为本报编辑部文章《迅猛掀起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二版、三版设了通栏大题《当抓革命的闯将做促生产的模范》，发表了半导体纵队、粮食纵队、汾机纵队、太印红二七战团、红卫纺织厂三二六战团、山毛红总部六个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消息，包括我前往太原印刷厂等地采写的消息，同版还配发了短评《为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拍手叫好》；四版以《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为栏题，发表了若干消息、简讯，还重点推出了评论员文章《坚决刹住武斗歪风》。

《兵团》第七期，1967年9月26日出版。头版头条为社论《革命大批判红色风暴万岁》，下为本报记者评述兵团革命大批判的长篇文章《大批判红浪滚滚来》，我曾参与写此述评。

《兵团》第八期，1967年10月1日出版。本期纪念国庆特意改出对开大报。头版上半版为毛主席巨幅照片，下为社论《把革命大联合的红旗插遍新山西》。第四版设计了套红栏题：《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下分三个标题，从全国各个大报摘抄了有关消息，比如南斯拉夫人向我驻外人员友好索要毛主席像章、新加坡革命人民在法庭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进行斗争等。我负责此版的撰稿和编辑，并署名歌今发表了一首诗《紧跟毛主席立新功》。末节为：“伟大统帅毛主席啊，兵团永远跟您不掉队。‘万水千山只等闲，不获全胜誓不归!”

《兵团》第九期，1967年10月14日出版。头版头条为兵团召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的报道。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到会讲话。我参加了此会，听到领导们讲话开始无一例外地高呼：“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和台下的与会者不约而同地呼应：“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兵团》第十期，1967年10月20日出版。头版发表了兵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兵团》第十一期，1967年10月26日出版。头版头条发表了纪念兵团成立一周年的社论《斗私批修乘胜前进》，同时发表了记述兵团革命造反历程的长篇文章。

当年参与办报．既有响应毛主席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热情，也有逃避学校派性斗争和双方武斗的因素，当然也出于自己对采编工作的喜好。我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深信不疑，但对社会上没完没了的武斗和山西运动的某些反复也有过迷惘。乱世风云，局外众生谁又能看清楚那些幕后操纵的翻云覆雨的手呢?

那个时段，编报之余我几乎没有写诗。只是兵团为成立一周年筹办一台文艺晚会，我应省歌舞团一派组织之约，写了一个题为《兵团赞歌》的诗歌朗诵舞蹈节目。

大约11月初，我和孙涛几位离开编辑部“返校闹革命”。离别前，编辑部一位在开明照像馆工作的摄影师，招呼全体人马在省图书馆楼下一侧合影留念。背后竖有一张毛主席语录牌，楼壁上依稀可见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标语，还有用黑墨汁歪歪扭扭涂写的打倒某某的污辱性口号。孙涛坐在前排椅子上，笑着朝我招手示意过来。我摆了摆手站在了后排，双眉微皱面带忧思。那一瞬间我在想些什么呢?或许想到了社会上和校园里动荡的文革潮汐，此起彼伏的武斗的枪声；或许又想起距此仅有一箭之地的医学院的贤女，失恋的阴影罩在头顶挥之未去……照片上我的忧郁的脸色，正是那个时代我的心态的真实写照。

工宣队进校斗批改

1968年夏日，63级学生未能如期毕业。期盼之中，我们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日子。

开学不久，9月27日，山西大学校门内外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流涌动。一支身穿矿工、铁路工人服装和绿色军服的队伍，手举毛主席肖像，怀揣毛主席语录，高唱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山西大学。这是遵照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由省革委组建的山西第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山大的文化大革命很快轰轰烈烈掀起了斗、批、改的浪潮。

仅仅几天，全校从上到下，相互对垒、时分时合的两派组织实现了新的大联合。

10月初，我们班和全校各系、班一样，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工宣队师傅带领下，我们在教室和宿舍挂起了毛主席肖像，贴上了金光闪闪的“忠”字。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老三篇”。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我们的必修课，请示、汇报内容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按照毛主席指示“斗私批修”的情况。工宣队要求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每天早晨，同一宿舍的同学挨着个面朝毛主席像虔诚请示：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背诵您老人家的光辉著作某篇……到了晚上再逐一向着毛主席像如实汇报：敬爱的毛主席，今天背诵您的某篇著作完成了任务，等等。我不是天主教和佛教徒，没有看过那些教徒每天早晚做弥撒和上课的情景，不过觉得“早请示、晚汇报尸也带有某种宗教的意味。

工宣队带领我们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所谓斗批改，就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宣队和校革委要求学生联系实际，首先针对性地批判“斗、批、走”的思想。大家在学习班上纷纷发言，有的批判：所谓“斗、批、走”，实际上是不斗不批，一走了之。我做了自我检查：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我却只想早一天毕业离校，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班里还办起大批判专栏，刊出学习心得和批判文章，有的发自内心，多数则是应付差事言不由衷，当时谁不想尽早毕业离校呀!

10月中下旬，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隆重召开，通过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校随之掀起了新一轮的大批判高潮。

11月6日，全校师生列队来到大操场上，参加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会议全称为：狠揭猛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山大的代理人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大会。在“打倒大特务刘梅”、“打倒大判徒宋华青”、“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刘梅、宋华青、王静、王光中等 20多人被押到会场。其中王静、王光中夫妇乃是刘少奇的连襟和妻妹，所以尤为引人注目。

此后这对夫妇被押在学生食堂示众，低着头弯着腰，胸前挂着牌子一根细铁丝勒在脖子上。学生们吃饭时有的驻足观看，有的指指点点，我匆匆扫上一眼不忍目睹。文化大革命狂飙所向披靡，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都被打倒了，其连襟、袍妹又能如何呢！

11月8日，中文系、艺术系师生又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梅、宋华青大会”。刘、宋及中文系一些知名教授姚奠中、姚青苗、马作楫等，被押上台前弯腰垂头接受批判。一位登台批判者在厉声揭批刘梅1963年下半年提出的“好学深思，追求真知，七年奠基，十年有成”的方针，上纲上线批判“七年奠基”是奠复辟资本主义之基。同学们有的在听，有的走神。我生性内敛，文革中没有参与过学校和社会上的抄家、游斗，就是参加这种批斗会也很少。我坐在会场人群中，默默望着挨斗者中那些认识和熟悉的面孔。我瞅着刘梅校长瘦削的脸颊，偶尔抬头目光闪射不屈；不由想起当年他曾到我们这个教改试验班，背着双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的样子。我看见马作楫老师脸上显得十分无助无奈；眼前又浮起他给我讲“写诗要虚虚实实”的神态。我默默观察着，思绪飘忽不时走神，考虑自己毕业分配在即，不知何去何从……

在工宣队进校斗、批、改的紧张日子里，我忙里偷闲，于11月份修改完成了从夏日开始创作的歌剧《刘胡兰》的全部歌词。全剧共七场，除了幕前序歌、幕后伴唱和主题歌《高山风雪立青松》外，写了剧中人物的独唱、对唱歌词21首。标题分别为《紧握刀枪打豺狼》、《桥头红旗舞东风》、《手捧钢刀上石桥》、《小延安土改烈火红》、《毛主席教导铸心上》、《革命路线放光焰》、《支援前线送亲人》、《部队奉命要出发》、《赠旗歌》、《筑起铜墙铁壁千万道》、《还乡扫荡》、《一颗红心护军粮》、《望钢刀》、《坚持斗争到明天》、《敌虚我打莫延误》、《群众武装威风显》、《浑身是胆斗恶狼》、《多年的鸿运今朝开》、《革命理想高于天》、《刑场壮歌》、《风雪刑场献忠心》。这些歌词构成了全剧的骨架，当然不可避免地烙有那个时代极左思潮的印痕，但是比较我在文革期间的那些“伪诗”，尚有一些可取之处。

毕业，路在何方

63届学生于年底之前毕业分配的消息早有耳闻，随着初冬降临朔风吹来而成了现实。

关于毕业分配的去向，我们心里早有预料。夏秋之交62届毕业生延期一年离校时，分配方针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那些机关行政事业单位遭受重创有些早被砸烂自然不会接收。我们这届毕业生的去向肯定好不到那儿去。

父母早就对我的毕业走向心生焦虑，愁肠百转了，企盼我能留在太原，照顾家庭。

父亲担心地说：“增喜高中毕业要是不上大学，就不用发愁了。看人家孙福生，到矿机当了工人，早挣上钱了。”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不要说这埋怨话。当时供增喜上大学没有错，可谁知道毛主席搞开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生还得下农村!”

心神不定的母亲独自找到了一个据说很神的算命瞎子。那位算命先生我在街头见过几次，总是见他仰着富态的脸庞神态安详手执盲杖敲打路面缓步而行。先生手掐生辰八字白眼上翻，口中念念有词抬手指点迷津：“令郎难留太原，只宜走西上北，不可去东往南。”母亲这下更发愁了，心里凉了半截，夜里睡觉常常失眠，不由泪水流溢打湿了枕巾。

母亲多方打听寻找办法。老乡李富瑞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铁路上工作的朋友老杨参加了山大工宣队，正好就在中文系。母亲喜出望外，星期天领我去黑土巷铁路宿舍杨师傅家中求助。杨师傅十分爽快，允诺在毕业分配上尽量帮忙，有机会时争取把我留在太原。杨师傅嘱咐我，为避嫌疑在学校不要和他过多接触。

进入12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隆重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电台报纸广为宣传，学校主楼顶上的高音刺叭反复播放。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不仅形成了舆论，而且成为雷厉风行的行动。

12月8日，山大应届毕业生分配动员大会在大操场上隆重举行。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每人高举一册毛主席语录本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我仰望主席台两侧挂着的大幅标语，对毕业分配去向就一清二楚了。一边是：“满怀革命豪情，奔向农村、奔向边疆、奔向基层、奔向工矿，永远闹革命!”另一边是：“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彻底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过我想，比起中学生来，我们的命运要好许多，起码不用插队落户当农民，还能挣一份工资呢。

很快，杨师傅在校园一角向我悄悄透露了毕业生分配的具体方案：绝大多数开赴石家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个别家庭特殊困难或本人有病者可以分到地方基层。于是，我到医院开了一份患有关节炎的诊断证明，写了一个家庭困难希望分配留在太原的申请，交到了工宣队手上。我的心里稍许有了点儿底，相对坦然一些。

即将毕业离校了。我的内心纷纭繁复，感慨万千。

回首入学五年多来的历程，可谓非同寻常。前三年正常时期，就有一年参加四清运动，还到五台县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到驻晋部队学军；后两年多投身于文革风暴，经历了狂热大串联、两派的分裂与联合、校内和社会上的革命大批判，以及迷惘和逍遥，虽有一段复课闹革命，也是空喊口号走走形式而已。这届学生真正在课堂学习不足两年，文学概论、古代文选等科目都只学了一半，外国文学竟没有开课。我们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们真的毕业了吗?我难以回答。

而想到我美丽的梦想，不由又生出几缕惆怅。我的诗苑刚刚钻出几片新绿，开出几枚稚嫩的花朵，却遭遇文革风暴，原先编织的诗人、编辑美梦无可奈何地失落了。

班里的同学来去匆匆，心神不定，笼罩着一片忙乱而又淡漠的气氛。同学之间没有临别之前的赠言，没有依依不舍的留恋，甚至没有全班集合在一起照一张集体相。

只是有一天，我们“八八”一派十来个同学相约，聚在坞城路照像馆照了一张合影。

之后又一天，不知哪一位借了相机，约了我和本派郭介成、全在仁、刘永生等几个同学留影。阳光灿烂，寒风瑟瑟。那天我穿了一件蓝色绒领大衣，和同伴说说笑笑来到学校大操场，爬上平素体育锻练时的高高的横杆，向着渺茫的远方招手致意。我们又来到学校门前，面带微笑把离别的一幕定格在了那里。回望身后背景，依稀可见门口木牌标着当时主宰这个学校的三个机构：山西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山西大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山西大学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再望教学主楼上毛泽东的巨幅肖像，脑海又掠过两年前赴京万民朝圣般仰望天安门上伟大领袖的情景；而在此时此地，洞察一切的毛主席老人家，能够体察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心迹吗?

12月下旬，分配方案终于宣布了。班里绝大多数同学赴石家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少数家庭特殊困难和患病的同学回到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市接受安排。我如愿以偿分配到了太原市，拿到了一纸前往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报到的派遣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