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　望

人一生不得一回病，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说这话并不是我这人心理阴暗，盼着别人得病，实在的是，人一生如果没有得过病，就少了一种人生体验，也许这种体验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宁静起来、纯粹起来、高尚起来，甚至使人得到某种感悟、某种解脱、某种难以言说的禅慧，或者相反。

我长得瘦，平时就给人一种病病歪歪的感觉，似乎有一种一风即可吹跑的单薄，鉴于此，一些好心的朋友，见面的第一句问候语居然几十年一贯制“你又瘦了” （我的某一篇小说的题目即此，可以参看）。紧接着的嘱咐是“千万要注意身体”，随后有伟人的关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作注脚，说：“没个好的身体，当再大的官也没用。”——我想这一定是真话，我也从来就以这样的真话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忘记注意身体”。让我失望的是，身体的胖瘦、强弱、健康与生病，在某种意义上讲，竟然是不由人的。我的一位过去的同事，早上锻炼得挺好 ，居然就早早走了 ，平时也没甚灾病 ，人长得壮实着呢——唉，真是“匪夷所思”了。有这些事例作背景，关于身体锻炼之类的忠告，我也就当耳旁风了。心想：该死不得活，由他去好了。这种“消极”的应对态度，自然是要遭殃的，这不，刚刚开罢文代会，正准备过春节之前，自己居然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文代会是公历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召开的，我是二○○五年元月十七日躺倒的，前后没隔了二十天。有人就说风凉话——官帽太大，服不住。我也觉得“服不住”。

那天是一位朋友的生日，朋友来看我，聊得很融洽，不觉就到了晌午。人总要吃饭，就留朋友一起吃饭，给他过个生日也好。这样想了，就召集几个要好的朋友，与我们李主席一起分享朋友相聚的乐趣。有点扫兴的是，有好几个朋友没到，至少三四个罢，只到了两个朋友。也罢。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说赵紫阳逝世了。我心中一惊，忽然想起了过去的几次聚会。一次在我家相聚，正吃着饭，电视上说把胡耀邦总书记给免了。大家讨论了一番。隔了好几年，这几个朋友又聚会的时候，席间，说是赵紫阳出事了——大家就肃然起来，说，咱再不能聚了，一聚非出事不可。这一回聚会，人虽不全，紫阳先生却走了。虽然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我却有种异样的感觉。饭罢出门，一股西北风吹过来，把一头的汗吹干净了，我赶紧捂了额头，生怕有邪气侵入，毁损了“贵体”，让大家再发一番关于健康的议论。提拔之前，就有上级领导拿我的体质说事儿，担心我的身体垮了——我想，这固然是好意，何尝不是一种借口——自己这样不争气，竟要跌进人家嘴里吗？

然而，病来如山倒，一点法子都没得想。走了没几步，肚子就拧起来，而且越拧越紧，越紧越疼。心说：坏了，老毛病犯了，一定是慢性结肠炎复发了。这“伙计”可有二十来年不露面了，这一回恐怕是又回来找我了。一面从饭店往单位走，一面对大家说，“肚疼”，“要坏事”。大家以为我开玩笑，竟都没在意。回到单位，一位搞摄影的朋友还准备给我照张“标准像”，据说是预备着“登基”之用。这也有个原因，此前，他给我们李主席照过一张像，居然把李主席照得牛群似的，我就说，也给咱拍一张，哪怕冯巩似的也行，最不济还照不成个李文华？我的朋友就当了真。吃饭时，就带了相机。

然而，我肚子疼得实在坚持不住。刚摆了个造型，就有些内急，匆匆收拾起尊容，急慌慌往“WC”跑。大家以为我开玩笑，也没在意。从厕所出来，没走了三步，我就走不了啦，赶紧呐喊李主席。李主席事后说，就像装得一样。好在有小干事扶住了我，否则，我一定躺在了冰冷的水泥楼板上了。

闲话少叙。大家忙打了的，急送医院。我已让病弄得一点自主性都没了，除了心中清醒之外，四肢已全然不由自己作主了。大家搬头的搬头，扛脚的扛脚，送到医院，任由医生折腾。就像放在案板上的鱼，清蒸、红烧、油炸，悉听尊便。

过程就省略掉吧，我便了近一周的血，饿了五天饭，终于算止住了疼。据家属事后告说，还下过一回病危通知书。躺在病床上，盯着白糊糊的天花板，我想了些什么呢？

我想，当时“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能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什么？

能带走官位吗？不能，人一死，腾出一个“正处”的位置，正好安插旁人，盯着“正处”的人海了去了。能带走名声吗？不能，名声于我何有哉，“走他人的路，让自己去说吧。”——但丁后来说。但丁伟大是别人说的事，与但丁有甚关系！能带走金钱吗？不能，古语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空手而来，空手而去。钱是什么？一个亿万富翁得了肝癌，急得头直碰墙。钱能买来命吗？真真笑话。娇妻、爱子、情人、二奶，还属于自己吗？过去有殉情的恶俗，但你知道同你一起死去的，就一定是你的吗？我又想，自己平时爱书如命，别人借去看看，居然小气得可以，就像拿自己的命一样，简直可笑之至，如果现在自己走了，书算什么东西。唉，悲从中来——死神到来时，自己连一根针都带不走！

我继续想，既然这样，人生还有何乐趣呢？及时行乐吗？——这似乎是在催着自己早死，披张人皮不容易，早死还不如不来。那么，人生的终极(上接44页) 意义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两个字：“奉献”。

是的，奉献。人的最大快乐应当是让别人活得快乐。我就想，既然我们带不走官职，我们一旦当了官，就得多办好事、实事，尽到自己当官的责任；我们一旦有了名声，就用名声为别人谋点幸福，让这名声成为大家的福音；钱不是好东西，但也不是坏东西，有了钱，多想着点鳏寡孤独，多做点修桥补路的事，钱的坏处，也就变成了好处。我们要把爱妻子、爱子女、爱情人、爱二奶的爱心发扬开来，我们要爱每一个人，并且把这种爱心，变成一种爱这个社会，爱这个世界的实际行动。我就想，别人再借我的书，我一定不会那么吝啬，即使他不还，我也不会记恨他——也许，那本书于他更有用呢。

我在病床上就这样想了。出院后，我也努力地这样去做。但人是有忘性的，一旦好了，就可能忘掉过去的痛苦，一旦现实中碰到利益冲突，就容易把自己摆在前面。这让我想起了佛教。佛祖真是一位伟人，他居然提出了“忘我”的要求，这与共产党的大公无私精神实在也不分伯仲。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是圣人，但病让我感悟到，人生苦短，一口气上不来，一切就都宣告结束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生活每一天呢？为什么要与别人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斤斤计较呢？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执着，快快乐乐为社会做点事情呢？

也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吧，但我坚持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