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宇

有一本写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书，两年前此书刚一问世，旋即洛阳纸贵，好评如潮。一时那情形大有古人“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盛。该书能有这样的魅力，固然与其真实反映了建国后一些高官们的生活面貌、具有一定阅读上的新奇性有关，而根本原因还在其写作艺术的成功，以及作者对那段荒谬历史的体察精微和给予批判的深刻。该书虽属述史，却不乏对一些具体人物的形象刻画，常能寥寥数笔，稍加点染，即致笔下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不过在对此书的评价上，也有看法不同甚至予以完全否定的意见，如见刊于天津《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上方英文的《洗脸毛巾不能用到发硬》一文，就持这种态度。意见不同以致言辞激烈一些，都属正常，问题只在能否实事求是，言之成理。然而方文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其文除了透着一种轻薄浮躁，再就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偏见与无知，令人吃惊。

该书写的是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几位显赫的政界人物，在1957年的政治遭遇及其生平大致经历。对这样一些人物，方文说，我对这些所谓的“大儒”，“是很不以为然的，专心做学问倒也罢了，却偏偏对他物含情脉脉；其实他们，压根儿不懂‘江山是怎么回事。可悲的是，说起中国历史，他们倒像是走进了自家的菜园子，那种‘滚瓜烂熟的样儿，令人不服不行。”这里将上述说到的那几位政界人物定位为“大儒”，一张口就错了。实际这些人物，大而言之该叫政治家，轻而言之就是政客了，怎么能将他们说成什么“大儒”呢？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单就政治层面言，这些人与当时的国共两党政治家们，可以说是秋色平分，平起平坐的。其时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拉拢的政治势力，内中就有他们；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礼贤下士，待为上宾的也有他们。像这样一些无可置疑当属中国近代高层政治的参与者，又怎么能说他们于“江山”就“压根儿”不懂，以讥讽加之，这不是太有点浅薄了吗？不过，当时国共两党搞的政治与这些人搞的政治是有一些或者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的政治是拿枪杆子的政治，后者的政治是不拿枪杆子的政治。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要在中国取得政治成功，当然只能是拿枪杆子的政治，但要说政治论题，总不能成王败寇，把人家贬得一钱不值。

反右的扩大化以及后来的“文革”发生，实质还是中国深厚封建专制思想意识在建国后发生影响的结果，决不是某些个人所谓的“不知足”可能引起。毛泽东之所以看重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它是政治性的，这是很正确的。所以，要观察和评价历次政治运动其人其事，根本是要看那些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主张，而不是纠缠于一些琐屑之事。对此方文说：“咱们的某些‘大儒呢，坐着公家小车，吃着公家大肉，却不但不感怀而歌其天恩，反倒处心积虑地说些坏话，这跟忘恩负义的家伙有什么两样。”这种文不对题和作态邀媚的说法实在令人齿冷。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方文竟有这样的高论：“端谁的饭碗，就替谁做事，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原则。”不错，这话乍听倒也朴实，不过用于黑帮团伙也一样相宜。只是它绝对不能用于政治家。政治家吃的饭都是人民的饭，从来不是谁家的饭；政治家应该做的事都是人民的事，根本不应该是谁家的事。以为政治家合该吃谁家饭保谁家主，以至于“吃黑饭,保黑主”也是天经地义，那至少要说是那拉氏时代以前的“原则”，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原则”，过时一百年了。

曾有人著文鄙弃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我虽然不是作家，却对此说甚不以为然，曾写文作过批驳。现在看来，是我的看法有失偏颇。知识分子固然不能说是多么高尚，却有一个公认的基本品格，那就是最能代表社会良知，并不以其特有的知识力量，去阿附权势。方英文是位作家，对1957年那场历史失误及其不幸者是怎样看的呢？他说：“书中所记的那些‘大儒，依次被弄成右派分子，我丝毫不同情，反倒只有两个字：xx。”这xx是什么意思？推敲语气，应该是“活该”二字无疑。这里方氏对那些不幸的无辜者，显然无丝毫恻隐之心，有的只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的快意。如此看，方英文作为一个作家或许差足充数，但要说是知识分子，那他是一分都够不上的。

是的，作家不能说都不是知识分子，作家也不能说都是知识分子。这样说大该才是可以少一点片面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