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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亦难酬

2005-04-29胡显中

山西文学 2005年9期
关键词:吴晗胡适

胡显中

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家境贫寒。当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校长的时候,吴晗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衣被,迈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在该校读书。后来其父因病卧床不起,经济条件更为恶化,不得不依靠亲友接济,再加上他的勤奋做学问,写稿卖钱来维持学业。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的长文,深得胡适的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发表了,因此收到了80元的稿费。当时的物价水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只需要4-5元就可以维持。这80元的稿费,实在很可观。他便用来做旅费,只身北上,投奔中国文化中心地的北平。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打算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燕京大学非常重视英语水平,而吴晗在中国公学的英语成绩仅为丙等,更为要命的是,经过考试,他的数学成绩为零。因此,燕京大学拒绝了他的转学请求。在上学无望的情况下,80元的旅费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经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介绍,他找到了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在顾老师的推荐下,在该校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该校丰富的藏书资料,苦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在这项成果中,他竟然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原来的学术假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才促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破格录取了这位以文史见长的偏才学生。这是1931年8月的事情。

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清华大学好是好,可学费从何而来?又是胡适帮了大忙,他出于爱才之心,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以特殊照顾;为了证明这位得意弟子的学力和潜在能力,还随信附上吴晗的研究成果《胡应麟年谱》。就是凭借着胡适的地位和影响力,再加上信中对吴晗的高度赞扬,翁、张二位立即照办。8天以后,吴晗就被安排做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月薪为25块大洋,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维持日常生活还绰绰有余。这样,吴晗才可以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专治明史之路,成为中国有名的明史专家。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顾颉刚等许多大学者的慧眼相识、破格照顾,就不会有吴晗日后的一切成就,也就没有这位明史专家的辉煌学术生涯。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需要罗致大批人才。特别是像吴晗这样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新政权视为珍宝。这一年吴晗正好40岁,恰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又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当他以一个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步入新政权统治下的北平时,立即受到热情欢迎,并委以重任——北平市的副市长。除了行政职务之外,他还热心从事各项文化事业,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际杰出的历史学家谈迁的名著《国榷》、标点《资治通鉴》等等。他满以为:在新中国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但是,出乎他的预料,有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李希凡、蓝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评文章开始,又进一步开展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因为胡适是“五四”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向来拥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誉。所以这次对他的批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而是要从文、史、哲、社会、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围剿。为了组织这次围剿,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如胡绳、艾思奇、任继愈、罗尔纲、周汝昌、李达、向达、侯外庐、范文澜、何其芳……,当然也需要吴晗的加入。但是,吴晗和他们都不同,就因为他是受过胡适大恩的人,也可以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

这时,摆在吴晗面前有两种选择:

或者紧跟形势——也就是紧跟领袖的意图,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来。如果这样做,他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同时,大批判的组织者也可以收获到特别的宣传效果:瞧!连胡适曾经施恩的吴晗都反戈一击了,可见其不得人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或者是牢记师恩,牢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这条原则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广泛认同的信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负义”四个字向来是最为人不齿的品质。如果他做如此选择,起码可以这样:拒绝参加大批判,用沉默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和报答。但是,其后果却是不言而喻,肯定要被领袖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失去一切,包括显赫的名声、重要的职位、丰厚的收入……

以吴晗的为人、治学,应该说都是一流的水平。他的勤奋、刻苦,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学术造诣,更是世所公认。但是,在这一严峻的考验面前,他却选择了前者:在射向恩师的密集火力中,竟然有吴晗的一颗子弹!而且从吴晗手里射出的子弹,无疑具有最大、最狠的杀伤力。他做出如此选择,在当时可能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原因,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据最近所出版的《禅机:1957年》一书的作者胡平所记载,吴晗“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见该书第223页)。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是一种背叛。他所背叛的,不仅仅是早年的恩师,还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吴晗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不管是出于痛苦的选择,还是其他的动机,在当时的确收到了一定的回报:1957年春天,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的日子里,也曾风光了好几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他仍然受到冲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最大罪行竟然就是,听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就闻风而动,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迫不及待地写出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几部有关宣传海瑞精神的作品。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惨矣,悲夫!

我们看到:1954年,吴晗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因而尝到了甜头。可是在1966年,还是这个吴晗,还是因为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却大吃苦头。其中的玄机和奥妙,真是深不可测、妙不可言!

我们从吴晗一生的为人和治学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大悲剧,一个大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惨剧。看了这幕惨剧,真令人扼腕长叹!

再进一步说,被20多年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人又何止一个吴晗?

就在本文结束之际,忽然翻阅我女儿的中学语文课本,发现有一篇《谈骨气》的范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着作者举出了文天祥、闻一多和不受“嗟来之食”的饿者三位典型人物为例,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文章洋洋洒洒,十分精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文竟然就是出自大学者吴晗之手,读后不胜唏嘘,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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