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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往事更随风

2005-04-29张恩和

山西文学 2005年9期
关键词:书法

6月30日凌晨2点25分,启功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早上得知消息,我去启先生家,先生的内侄景怀告诉我,先生走时监测仪器显示屏上心脏光波几乎没有一点跳动,而是慢慢变成一条直线,表明走得非常平静安详。我感到些许欣慰,转而也想,这其实是必然的,以先生的大智慧和对人生的彻悟,他于生无所牵挂眷恋,死在他不过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他怎能不从容跨越这人生大限呢!

然而,我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对于先生的离去,虽有思想准备,一旦真成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好像烦嚣的世界一下静下来,听不见一点声音。就在上月,先生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时,我同景怀去探视,见他向左侧卧,虽不能睁眼,不能说话,似乎也仍无意识,但右手还能不停地一个个数着念珠,耳边呼唤好像眼皮也能略略翕动。景怀告诉我,为了不引起呕吐,鼻饲的管子不是插进胃,而是穿过胃直接插入十二指肠。我听了就为先生难受。再看先生身上插的各种管子,人简直成了一具机器。当时,我就想,从感情上说,当然希望有奇迹出现,终有一天先生能好起来;而且从当时医护条件看,多延续一些时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转而也想,以先生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对人生的认识和态度,恐怕他未必愿意这样苦苦地拖延煎熬,与其这样受罪,不如早日解脱。但当他真的得到解脱,无尽哀思和想念又一下涌上我的心头。

当天下午,走进学校为他布置的庄严肃穆的灵堂,看到鲜花和花圈簇拥中的先生的遗像,凝视着那张我太熟悉的生动的笑脸,我久久不愿离去,觉得老人好像还要对我说些什么。然而,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也不可能再听见我对他的任何诉说,心中不禁一片茫然。

也由于无法摆脱这种心境,在为先生治丧期间,我除了和老同学合在一起敬送了一个花圈,没有单独以自己的名义作任何表示,没有送一副挽联或一个花圈,没有写一篇悼文。我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整理不出自己的思绪,无法把情意浓缩成一副挽联或一篇短文。那时,我又想,在那么多鲜花和花圈组成的海洋中,在各种各样的人撰写的各种各样的挽联和文章中,我要挤上去凑上一份,先生也可能顾不上注意吧,还不如悄悄地在我心灵的祭台上为先生供上一瓣心香,默祷他在天之灵能得安息。这就像是先生在世时,经常是门庭喧闹高朋满座,我则反而少去打搅,为的是给他让出点时间好清静休息。现在,先生离去已一个多月了,悼念的热潮也逐渐平息了下来,此时此刻,我倒觉得是应该写点什么了,为了先生,也为我自己。

我有幸得识先生并一直和他“近距离接触”,屈指算来已50年整。开始是考进北师大,听先生的课;后来留校和先生在一个系工作;80年代初我调社科院后但还住在师大,而这时先生也搬进校内宿舍,我们由是比邻而居,走动起来更加方便。我在师大工作时,和先生属不同专业,不在一个教研室,说不上什么特别交往;但因先生为人随和,而我也主要是敬慕先生为人,所以我们颇为“投缘”。当时北师大中文系教师阵营很强,一级教授就有黎锦熙、锺敬文、黄药眠三位,此外穆木天、陆宗达、刘盼遂、谭丕模、陈秋帆、俞敏以及启功先生等也都是名师。他们虽然都热情待人,认真教学,诲人不倦,但有些先生或深居简出,或比较严肃,和年轻人接触得少,而启功先生的热情平易,喜欢和年轻学子交往,在所有老先生中是比较突出的。

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先生教的是古典文学,具体是唐宋部分,但他在书画界早已有名。不过他一直不喜欢别人称他书画家,坚称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最多也只能接受人家尊他为学者。也正因此,他从不把自己的书法看得很重,有些同事、学生、朋友请他题个签,写幅字,他基本上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住在小乘巷陋室时,常有街坊邻居或无多交往的“引车卖浆者流”,携一盒饭或一壶酒来访先生,两人对食洽谈,走时先生即应其所求写字相赠。后来搬至师大宿舍楼,先生大名如日中天,字画在市场上价格飙升,他仍不计所值,随手赠人。那时,除社会上的一些必要应酬外,校园内一些后勤人员如医生、护士、司机、锅炉房上下水维修工,许多人都得到过先生的字幅。至于北师大校方,更是“充分发挥”先生的“作用”,校内办公楼、家属宿舍楼、校训碑……无处不见先生笔迹。更有校方领导出国访问,常以先生法书装裱成重礼赠送外国朋友(政府部门、高层领导或官方或私人外事活动就更不用说了)。凡此种种,先生都一丝不苟,认真完成。早些时候我自己就请先生写过几幅字,也代同学、学生、朋友要过他的墨宝。那时,大家对书法的兴趣没有后来这样高,这样热,求先生写字的人还不算太多,先生也不像后来这样忙,身体状况也比较好,说到写字,他兴致特别高,有时写完还问要不要给某某也写一幅。小女刚上小学不久,就得到了他用红色洒金笺写的斗方,上书“学无止境”四个大字(先生一般很少写如此大字),题上款时还在小女名下写“同学”二字,一时让我非常不安。先生反而笑着解释:“同学同学,就是一同学习嘛!”

还有一次,我到先生家,先生刚好写完一张四尺幅,墨香四溢,内容是清代诗人和理学家汪中的《琴台赋》句,笔飞墨舞,柔美遒劲,气象雍容,我不禁大声叫好。先生听了,眯着笑眼看我,说:“好,就给你。”我听后顿了一下,老实说我当时并不十分想要,因为过去先生赠我字幅都题有上款,显得先生是专为我而写,眼下这幅却未题上款,且纸上也未留白,我无法要求他补题。只是因为先生主动提出赠我,从人情上说我不能拒收,便以九分(不是十分)高兴的心情拿回了这一幅字。后来和朋友说起此事,无人不笑我傻,因为在书画市场上,没有上款的作品比题有上款的赠品不知值多少倍。远处不说,在北师大校园内,有先生赠品的人大概不会很少,先生出于礼貌一般都会题写上款;但拥有先生未题上款的作品的人,恐怕就不会很多,像我这样的幸运者说不定真是凤毛麟角了。不过这也说明,我和先生交往,看重的是情而不是利,并且我也努力学习先生,只把书法看成书家性情、品格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情谊的表现,而不把书法和名与利,和商品价值联系在一起。这,或许也是数十年来先生不弃我,愿意和我来往的原因之一吧。

说到书法,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却一直业余爱好书法。许多朋友也知道我喜欢舞文弄墨,并且由于我和先生长时间接触,对先生敬慕,受先生熏陶,虽不是刻意模仿,在笔法和风格上也都能看出受先生的影响。几十年来我虽然聆听过先生谈论书法,有时也说点自己不知深浅的看法,却从未告诉先生我业余爱好书法,更未就书法练习和批改直接具体求教过先生。说起来也许有人不信,或是真的相信也会觉得我有些矫情。按情理说,我长时间和先生这样一位大书法家就近接触,真是近水楼台请教先生一些书法上的问题,争取多得到一些指导,以便自己能有所提高,是十分正常的事。有不明情况者,总以为我学习书法一定得到过先生的指导;前些年东北一家出版社还想约我写一本《启功先生教我学书法》。但事实上我却没有也不愿为学书法去打扰先生。原因无它,就是觉得向先生求字、求教、求支持……的人太多,上到一些有头脸的大人物,小到一些痞子混混,可谓五行八作,各种人都有。当然,许多人是出于仰慕,是出于同好,是虚心求教,但也有不少人是动机不良。这些人,往好里说,是把先生当作一棵大树,想到树下乘个荫凉;往坏里说,则是把先生当唐僧,想从先生身上吃一块肉。先生为人随和,不愿驳人情面,但有时也掩饰不住烦恼,流露一点怨言。如在说到来访的人太多时,他不无自嘲地说“还不如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在说到请他题字的人太多时,便幽默地说“就差公共厕所没让我题字了”。在此情况下,我怎么好意思还就写字学书的事去占他的时间,去给他添乱呢?后来我甚至故意减少去先生家的次数,为的是想尽量腾出点时间好让他清静休息。结果是有时候在路上遇到景怀,他可能还以为我忙,总要说一句“有空就过来”;而先生见我去看他,也显得格外高兴,有时见我未坐久就要离去,总要挽留几句,说“你给我再说点什么,我高兴听”,“我们是同志聊天,多坐坐。”

这情况一直到去年(2004年)夏天因为“突发”的一桩事而有所变化。

那是锺敬文先生的哲嗣少华世兄找到我,说是锺先生家乡梅州为彰显乡贤修建敬文广场,周围要树一些纪念锺先生的石碑,要我写几句话以便勒石。锺先生是我敬爱的老师,我们相处也是几十年,非一般师生关系,少华世兄又亲来命笔,我岂敢有违。于是诌了一首七言,恭恭敬敬书成条幅交差。没想到大得少华青睐,高兴之余立即传给了“启老爷子”(少华独有称呼)。据少华说“老爷子”特别高兴,说怎么不知道张恩和还能写字,要我再写一幅给他看。这事我本来只当笑话听了,没有特别认真,不想几天后在食堂门口遇见景怀,他也提起这事。我说自己不过业余爱好 ,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想去打扰先生。谁知景怀满口说“有些人的字都什么呀,还敢拿来;您的字真是不错,还不拿来”!听景怀一说,我想,那就照先生的意思办吧,否则就真成了“矫情”甚至是不恭了,便不管平仄格律,诌成一首七言并写成条幅,送到先生家里。诗句是:“门外偷学两三拳,画虎未能反类犬。胆怯碍难取真经,心诚立雪亦枉然。”还给诗取题“有感呈启功师”。那天先生家里刚好没有客人,难得十分安静。景怀帮我展开条幅,还怕先生视力不行帮着在旁吟诵。先生不出声,从头至尾反复观看。我知道先生为人宽厚,一般都是说人好话,正面鼓励;他从不扫人兴致,有时我甚至觉得他过于宽厚,不免有失严格。我以为这次对我写的字大概也是如此,一定会说些肯定赞扬勉励夸奖之类的话。不料先生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一边观看一边轻微地又像点头又像摇头。待把条幅收起来后,他才郑重而又深沉地说了两句:“好好写”,“要多写”。我没有要求先生多加评点。我想,有这两句,也就够了。

在和先生多年交往中,我深深感到他的内心世界像海一样深邃,像天空一样宽阔。和先生一些交谊极深的挚友相比,应该说我对先生的了解和理解是很不够的。先生对我,可谓相知;但我对先生,不过是看到海的一域,天的一角。即便如此,我已感到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曾向先生老实报告:我的确钦佩他的学问和书法,但我更仰慕他的智慧和仁心。我说,学问和书法是可以学的,智慧和仁心则无法学,大半靠天成,小半靠修练。先生听了只笑不语,不知道他是不以为然还是默许。在我看来,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真正做到世事练达,洞察人生,洞察社会。不过,真像他这样头脑清醒而又心怀悲悯,就不免会感到寂寞和痛苦。我这样说,会有人不理解,不同意。是的,从外表看,先生很随和,很热情,很乐观。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二十年,直到他去世,可谓备享生荣死哀,真正是多少人敬仰,多少人歆羡!但若和他深入接触(而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就会发现他远不是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最近先生辞世,报刊网站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悼文,其中尹伊君(先生内侄孙)的文章(载2005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8版)有一句话我十分看重。那是:“渐渐地,我对先生的内心世界和他的表达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他那看似轻松幽默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内心的巨大痛苦。”我以为这是真正了解和懂得先生的人才能说出的;这一句话抵得上千百篇不痛不痒的悼文。由这句话我想起三年前自己写的一篇记启功先生的小文,题目是《幽默是一种境界》(也是刊发于《中华读书报》,时间是2002年6月5日),意思为强调先生拥有的幽默, “是一个人整个文化教养性格内涵各方面综合的结晶,是一种也许要修炼一辈子才逐渐能成的思想和精神的境界。”文章刊出后呈先生审阅,先生只是笑笑,没有明确表态(当然也不好表态)。现在想来,我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不妥,写得仍显肤浅,没有上到像尹文说的幽默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先生会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搔到痒处。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说先生积极乐观,证据之一是他有一句名言:“不喜欢温习痛苦”。其实,如果仔细咂摸这句话,那不正说明他有太多痛苦密闭于心,不想“温习”,不敢触碰吗?这又该是怎样深刻而巨大的痛苦啊!

但在这里,我们不要理解偏了,以为这“痛苦”全是先生一己的,个人的。否,那是太小看了先生,太不理解先生!先生的“痛苦”,固然也有他一己的,个人的,但那也是社会的。即如他写的那首《七律·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写他过去穷困,亲人急需用钱而拮据;如今有钱却亲人都不在了,无法回报亲情,全诗字字血,声声泪,读之也令人凄然。但是,能说这仅仅是先生个人的痛苦,一己的遭遇,而没有社会历史的意义么?实际上,先生内心的痛苦,还有更多的直接关系社会和人生的,只不过一般他很少对人说而已。我有幸能在先生那里,听到一些他“内心的语言”,“灵魂的谈话”。譬如他对社会的不正之风,文艺界、教育界特别是书画界表现出的种种问题,他都知之不少,认识甚深,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其中不少是独到的见解。一次说到希望工程,说他看到某处孩子十分可怜,便捐助了20万元,本意是直接用到每个孩子身上,结果捐款被用在了盖楼房,孩子们没有得到一点助益。他不但心痛,而且气愤,对我说再也不想做这样的傻事了。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时表现出的激愤之情,是怎样溢于言表!

通常,人们都说先生为人随和,这是不错的。其实先生为人,也有不随和的一面;一般人只看到先生的外圆,未看到先生的内方。一句话,先生也有他自己做人的原则。譬如求他写字,前面说到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但有时他也硬是不顾人家面子,就是不答应。记得他对我说过三次,一次是香港某名导演连着拍两部清宫戏,请他题写片名,他坚决拒绝;一次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老家来人请他题碑,他也没有同意;还有一次是一位空军高官派秘书向他求字,也被他直言辞回。在说起这些事时,先生心情仍不平静,说“他们都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想让我写什么我就得写什么?”特别是说到那次拒绝为某空军高官写字,他对高官的秘书说:“我不写你们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那位秘书一时摸不着头脑,连说:“哪能哪能!”先生说那就不写了。先生在向我转述当时的情景时,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气,让我感到他就像天真无邪的赤子,使了一回性子,也得了一次“胜利”。

再譬如他不喜欢一些人在外面自称是他学生,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先前少有人在外说是我学生,现在又何必呢。我也不知道人家的情况,他发达了不是我的功劳,他有问题我也负不了责。”我笑着问他:“我总可以说是您学生吧?”他连连摆手,说:“说学生是几十年前的事,那是历史,后来是同事,现在是同志。” 平心而论,先生的话是对的,心意可以理解。他是希望人都走自己的路,不要用别人的光照亮自己,真正做到有志气,有出息。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在去年(2004年)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中特别说:“有一点我需声明一下:我一生从未收过书法学生。以前我教的都是中文系的普通学生,改革开放后我招了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那些都是随我学古典文学或文史古籍整理的,并没有学书法的。有些人并没有跟我学过书法,但写了字到处说是我的学生,这必另有所图,也是我所不能承认的。‘文革时那些和我一起写字的,我们之间也没有这方面的师生关系。”

现在,无论是什么关系,先生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宽容随和,他的方正严格,都再不可能亲炙。我只能把他的教诲深记在心,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努力学他,哪怕只能学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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