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民

运城县看守所有一条老规矩，每隔两个月就来一次“调监”，就是把关在各个牢房的犯人们调换一下监房，以防他们在一起待久了阴谋越狱逃跑或搞什么反革命暴动。

“调监”一般安排在单月的一号。

一九七八年的五月一日是“调监”的日子。早上八点半，随着铁门咣当一响，看守员老雷背着双手迈着八字步儿进来了。他从衣兜里掏出钥匙，把北院的1至12号牢房小铁门的铁锁一一打开，然后大喊一声：全体犯人出监!各个牢房的犯人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迅速地卷好自己的铺盖，挟在腋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对面的高墙，然后把铺盖放在脚下，面壁而立，低头弯腰，双手下垂，等候着雷看守宣布新的调监名单。

因为我已经充当了一年多牢房记录员(即充当关押在同一牢房的犯人头头)，这次没有调位，仍关在坐北朝南的第 12号牢房，同牢的其他人全换了。其中新来的最引人注意的是反革命杀人犯薛明。薛明的犯罪事实，此前我已有所耳闻，没想到这次调监竟然同住一牢，而且据说离他被枪毙的日子已经不远。虽说我是个“老犯”，调换过多次监房，同许多纵火、强奸、鸡奸、贪污、偷盗、诈骗、赌博、杀人以及教唆犯、传播封建迷信犯等等同囚一牢，但和“反革命杀人犯”还没有打过交道，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我这个犯人头头还要罪加一等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调监”刚一结束，雷看守就把我叫到“犯人训话室”，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这次把反革命杀人犯薛明调到你12号监房，就是要保证他(死)刑前的安全。你要以党性作保证，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以确保即将召开的公判大会圆满成功!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你应该知道!” (那真是一个人妖颠倒、滑稽可笑的年代，我的公职、党籍都在，只因为抵制了极左路线，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更为可笑的是看守员还要我这个“犯人”以“党性”作保证呢。 )

因为我是牢房的“犯人头头”，类似的话每回“调监”都要领训一次，但没有像这次语气这么严厉，脸色这么难看。

12号牢房和北院所有牢房都是同样的格局，室内除了一个10人大通铺和仅能通过两人行走的通道外，只有一只臭烘烘的马桶供犯人方便。铁门的门锁和门闩都安装在朝外的那一面。铁窗的上端安着一个36V的超低压灯泡，鬼灯似的通夜不熄。我的床位就在靠铁门的第一个铺位，这是为了每天查监时方便看守员问话。为了照拂好这位将被执行死刑的反革命杀人犯，我特意把他安排在我的身旁，即二号床位。一来易于监督和了解他的行为和思想，二来可以给他以宽慰，因为犯人们都知道，二号位也不是一般犯人可以随便得到的，他必须是和监狱方面有某种关系或是被我这个犯人头头所“器重”的人，虽然薛明早已不在乎什么 “宽慰”不“宽慰”了。

“反革命杀人犯”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满脸横肉、膀大腰圆、蛮横无理、凶神恶煞，而我身边的薛明却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 衣着整洁，言谈举止透着一种现代文明气息。他虽然年近六旬，却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可以想见他年轻时候肯定是一位吸引姑娘们眼光的“帅哥”。如果不知他的根底，你根本不会认为他是运城县泓芝驿公社的一个普通农民，倒会错认为县上哪个部门的负责干部。

像所有的犯人一样，薛明安置好自己的床铺，就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他特意说，我虽然是个杀人犯，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没有几天了，但我绝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点不愉快。现在我只能以与各位的和睦相处来消愆赎罪。

大概是“调监”后的第八天吧，岗楼上传来“提反革命杀人犯薛明”的厉声高叫，紧接着牢房铁门被打开了，两位狱警给薛明带上手铐就架着他出去了。牢内的犯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回老薛可能去领取通往地狱的通行证了。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薛明回来了，他除了戴着手铐，还被砸上了脚镣，同样是被两个狱警架着进了牢房。薛明颓唐地坐在炕沿上，脸色灰白，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刚才我领了判决书，是死刑，立即执行。我不上诉，已经签了字画了押。老天爷只给我十天的时间活命了……”话未说完，两行老泪顺着白皙的面颊流了下来。

此时此刻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说：“老薛，想开点，就是十天也要活好，活滋润。”我明知自己说的是瞎话，但除此之外也无他话可说。

同牢的犯人们中有人许是兔死狐悲，但大多数却是出于同情，甚至义愤，纷纷用最温馨的话语来宽慰这位面临死神的“反革命杀人犯”。

“反革命杀人犯”薛明确有让人同情之处，虽然他杀人夺命的行径是不可饶恕的。

事情发生在去年秋天。头茬棉花正在采摘，玉米豆类都在收割。忙活了一天的薛明，晚上回来连饭也没吃，他越想越气，整个脑瓜都胀了起来。躺在里屋，他想静下来，对问题作个冷思考，但怎么也冷不下来。只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转：把人欺负到这步田地，有屈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只有豁出这条老命和他拼了！

忽然他灵机一动，有办法了。我何不借口家事不和，请村党支部书记来主持分家，趁机结果了这个畜牲，也就出了这口恶气了!用老羊皮换他一张小羔皮，值得!

第二天一早，他亲自登门找到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刘诚，跟他说：俩儿媳闹分家，闹了一夏一秋，看来过不到一起了。昨天我到娃他舅家，大舅二舅都同意分开过，各立门户，这样大家都安生。今天晚上他俩舅舅都来，你是一队之长，一定过来帮助解决一下家务事，拜托了。

刘诚对薛家闹分家的事也早有耳闻，依照惯例村里这类家务事少不了他这位支书兼队长的大人物莅临指导。他欣然应允，顺手掏了一支纸烟递给老薛，说：没问题，吃了晚饭我准去!

薛明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五十年代初期搭起的七间土坯房已经墙斜顶漏，四壁透风。一家三代十几口就拥挤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宅院里。要在二十几年前，薛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的薛家是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广有土地，宅院连片，骡马成群，牛羊满圈。1941年，22岁的薛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随父在西安城经营一座纺织印染厂。1948年因战乱回到运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土改当中，薛家的土地、房产、农具、车马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薛明也被人民政府辞退，回乡务农。没有住房的薛明从此搬到村子的最西头，远离村民，搭起了那几间土坯厦。

话休絮烦。吃过晚饭，天已黑了下来，大队支书刘诚换了一件新上衣，蹬上那双在当时能显示出身份、地位的翻毛皮鞋，骑上永久牌自行车朝薛家驶去。到了薛家大门口，双门紧闭，刘诚揿动车铃，大声叫喊：老薛，开门来!手持镢头藏在门背后的薛明，听清楚是刘诚的声音，迅速拉开门闩，在刘诚进门的刹那，双手抡起镢头下死劲朝他的头上砸去。刘诚连人带车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薛明确认刘诚已经呜呼之后，他连家也没回，径直奔到大队部，一面用力敲击生产队的大铁钟，一面大声叫喊：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然后快步回到家里取了铺盖、衣物，让人用麻绳缚住了自己的双手，迅速返回大队部。他这样做是要表示向政府自首。

当天晚上，他就被关进了运城县看守所。

薛明为什么要杀害生产大队长、支部书记刘诚呢?法院判定他为“反革命杀人犯”。但是，这到底是不是一起阶级报复与仇杀的政治案件呢?

显然证据不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主出身的人杀了基层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判决人们一般不会产生什么疑问。

原来，薛明生有三子一女。三儿媳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加上那两条油亮油亮的大辫子，就像电影演员一样，在众多村妇中显得格外出色。小女儿薛雯长得比三嫂更胜几分。一直觊觎这姑嫂俩的刘诚，使尽了百般手段都未能得逞。有一天晚上，开完社员大会后，刘诚点名让薛家三儿媳和其他几位社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留下来，要对他们进行谈话。薛家三儿媳被安排在最后一位，就在这天晚上，她被色狼刘诚强奸了。

受到污辱的薛家三儿媳当晚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决心以死来表示对丈夫的忠贞，黎明时分她饮下一瓶农药，顿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没过一顿饭工夫，便撇下自己的丈夫和未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西去了。

悲愤至极的薛家三儿子殡埋了妻子之后，先后到泓芝驿公社、运城县和运城地区公安处告状。这些公安人员听完受害人的血泪诉说，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极其淡漠地说，你是地主子弟，可别乱咬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弄不好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真是冤比天大，却状告无门。老三百般无奈，向他的父亲诉说了实情。他说既然人民政府不受理他的案子，还说他是阶级报复，还不如拼着一死，除了这一害，为己出气，为民伸冤!薛明一听急了，他厉声阻止儿子：绝对不能干这样的蠢事，我给你托托人，想想办法!此时的老薛生怕儿子闯下人命大祸，从而把他自己的性命赔上，因为杀人要偿命呀，他怎能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呢。他决心以自己的老命来换取刘诚的狗命，同时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个不致因此闯下弥天大祸的生存空间。

真是火上浇油，鬼差神使，党支部书记刘诚不知死之将至，竟然兽性大发，在秋夜天幕的掩饰下又强奸了薛明的爱女薛雯！

得此噩耗，薛明怒火满腔，血脉贲张，他决定立即动手除掉这个孽障。

于是大宅门内那晚的血腥一幕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薛明的死刑判决书下发的当天下午，雷看守又把我叫到“训话室”训话。他说，看守所领导决定，从即日起，12号牢房的犯人每人每天补助二两粗粮即一个窝窝头(实际上看守所的窝窝头连一两还不到呢)，任务首先是帮助薛明的吃喝拉撒睡(因为他戴了手铐脚镣，不能用筷子，不能解裤带，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得由同牢犯人来负责)。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轮班看守，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视，严防他自毁容貌，自杀或绝食，为此还没收了我们的牙膏、牙刷，甚至连碗筷除了用餐之外，也暂时让岗楼下0号房间犯人总管老柴保存，千方百计堵塞所有漏洞，以确保薛明死刑的顺利执行，确保他这个反面教材在公判大会上发挥作用。

我感到了压力。

包括薛明在内，我召集全牢犯人开会，原原本本传达了雷看守的指示精神，接下来把大家分成4个组，二十四小时轮番帮助和监视将被处决的薛明。全体犯人表示坚决执行所方的命令，保证不出差错，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有人趁机提出，是否请示一下所领导，把补助由二两提高到四两，即两个窝窝头。9号铺位操着淮扬口音的杀人未遂犯老赵当即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丧失了公民权，不能向所方提出任何要求，大家一听也就死了这份心，二两就二两吧。

自从戴上镣铐之后，薛明的精神显然萎靡了一大截。但他仍一步一步地在地板上走动，每走一步，脚镣上的铁链就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薛明说，很抱歉，打扰各位了，我坐不下来，蹲在床边更着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用考虑我们，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天晚上薛明彻夜未曾合眼，我也陪他一直熬到天亮。

薛明对我说，政府判我死刑，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毫无怨言。刘诚这个畜牲犯的是国法，我砸死了他，出了气，解了恨，但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我死而无怨。仔细想来，我对不起刘诚一家老少，你以后出去一定找到他的妻儿，转达我的悔意，我到了阴间也要向他的家人赔罪。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薛明这一席话，我相信是出自他的内心，是实话。

薛明拨了拨锁在腕上的手铐，试图让它松动一点，但半点效果都没有。他求我替他抚一抚他的手背，按一按暴起的青筋，我仔细地做了。他脸上浮出一丝微笑，轻声说：孟秘书(此前我曾担任过地委书记的秘书，现在牢里的犯人们仍然这样称呼我，以示对我这个小头头的敬畏、阿谀或亲近)，看来你不久就会有出头之日，说不定还要当县委书记呢。说实话，我这个杀人犯理应偿命，但我绝不是反革命杀人犯。解放这么多年，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集体经济和大众利益。只是刘诚这个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我和他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是地主阶级对共产党的仇恨。判决书上说我是反革命杀人犯，我不服，我只服“杀人犯”三个字。日后你出了监，掌了权，一定要替我把这个案子中“反革命”三字抹掉，要不然，我这个地主成份再加上“反革命”，子孙后辈世世代代都翻不得身。我自己赴死并不可惜，我悔恨的是给后辈儿孙带来无尽无穷的灾难，当兵、上学、入团、入党，都不会有他们的份儿了。说着说着又是两行老泪。

我用手帕拭去了薛明的眼泪，问他：那你怎么不上诉呢?

“上诉又会有什么结果，我是地主成份呀!”

“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捉摸不准，只要有机会，我会替你说清楚你的意思的，让你的子孙后代不要因此受到连累。”

“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他伸出带铐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当晚例行查监时，两名身穿法院制服的人把我叫了出去，仔细询问有关薛明的思想和行为。我只回答了一句话：看来他是诚心服罪的。

从头天中午到第二天晚上，整整一天半，薛明水米不沾。犯人们纷纷劝他吃饭：哪怕少吃点，吃上一口也行，你不吃饭，所里会惩罚我们的。薛明说，我的胃翻腾得厉害，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会绝食的，我绝不会为难你们。

第三天一早，薛明开始进食，整个监房都活跃了起来。中午时分，薛明明显地振作了许多。他说，我从小在西安长大，也很喜欢秦腔。大家这两天为我操心，喂我吃饭，为我解裤带系裤带，擦屁股，为了报答各位的相助之情，现在我给大家唱几段秦腔。说罢，他哼了一段过门，唱起了《火焰驹》、《大登殿》的须生戏。老薛的嗓门真好，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唱得满牢的犯人都鼓起掌来。薛明说，年轻时我是秦腔的票友，能唱也能拉(胡琴)，可惜这多年不唱，有些词都忘了。我这是不是“死鬼作乐”呢?老薛一开头，几个蒲剧戏迷也唱起了《徐策跑城》、《蝴蝶杯》、《回荆州》、《九江口》里的唱段。杀人未遂犯老赵也即兴唱了几段京剧《十五贯》和《盗御马》里的戏。本来死气沉沉的牢房，一下子生气勃勃，活跃异常。

一连两三天，老薛异常兴奋，他讲自己在西安求学时参加反日大游行的故事，讲如何抵制日货，如何报名参军抗日，讲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且讲到解放后他在运城师范教学时，用英语翻译了《东方红》歌词，亲自教同学们学唱，说着用英语唱了起来，尽管大家都不懂英语，却用汉语和着他唱到曲终。

第六天下午，老薛的左眼突然斜了起来， 左脸歪向一边，嘴也歪了。同牢的原县医院中医科大夫、奸污病妇犯张纯德说，老薛患的是中风，需要赶快治疗。晚上查监时，我向雷看守报告了薛明的病情。

一夜无话，次日中午来了一名法医，带着听诊器、血压计，听了听薛明的脏腑，量了量血压，又号了一回脉，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急性中风，无大妨碍。他让犯人们把薛明的裤带解开，在臀部注射了一针，又留下一些丸药和片剂，嘱咐了服药的时间和办法，并要张纯德大夫按摩治疗。说完就起身离去了。

服药和按摩都不见功效，薛明的口、眼、脸歪斜的越来越严重了。上下牙齿咬不到一起，饭食从嘴角里流了出来，吐字发音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了。所方也非常着急，请来地区医院的几位大夫会诊，经过一番讨论，议定了治疗方案。从此每顿饭都送来口服药，早晚各注射一次。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老薛的中风症奇迹般地痊愈了，耳、鼻、口、眼都归了原位，一个疾病陡消、五官端正的老薛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了12号牢房的2号铺位前。

此时的老薛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开玩笑说，可能阎王爷也不爱见嘴眼歪斜、话语不清的死鬼，所以在赴刑场之前，就全好了。老薛满含酸楚的玩笑话激起了大家的话头，纷纷向他表示慰问，祝贺他神奇地康复。

这一夜，是老薛的最后一夜，他同样未曾合眼，我也同样陪他一直熬到东方显出了鱼肚白。老薛说，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里，在许多空白处都写着给家人和儿孙们的留言。这个本子留给你，以后有机会一定送到我家，让他们仔细看看，以我为鉴，不再做违法乱纪的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大众有益的人。另外，请你转告我的家属，我的尸骨就埋在北坡梁上，绝对不能进祖茔，因为我是因杀人害命而被政府处决的，是暴死，属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之列，进了祖坟就玷污了先祖。我要永世做野鬼游魂，以保持薛家坟茔的清白。这两件加上前些天请你转告刘诚家人赔罪的事，一共三件，承蒙办妥，我在阴间作鬼也就于心无憾了。说着他把此前取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塞到我的手中。

深夜，全牢房的人都无睡意。薛明挣扎着站在地板上，一字一句地说，大家都是法绳在身、披枷带锁的人，但犯砍头罪的只我一个，我今日现金身说佛法，大家以后想问题办事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逞一时之愤而铸成千古之恨。我首先是咱们牢房的反面教员，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我虽然是地主成份，却绝不是反革命，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杀人犯。

几句话说得整个牢房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岗楼上传来哨兵的喝令：12号！半夜了，还扯什么淡!

早上四点半，天还未亮，北院的大铁门咣当一声，伴着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夜未眠的老薛忽地坐了起来，跪在床头，先作了一个揖，又磕下头去，用哽咽的声音说：感谢大家十天来对我的照顾，我给大家叩头了。话音甫落，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几个警察快速地架起他朝门外走去。走到当院的水龙头前，老薛说，请警察兄弟放开我，允许我给大家告个别。整个北院的一百多名犯人都知道薛明要被拉出去验明正身了，连衣服也顾不上穿，簇拥在铁窗前向外张望。但见警察们放开了老薛的胳膊，老薛先拱手作了三个揖，跪在当院磕了个头，大声说，永别了，大家各自保重!说完他站起身来，又作了三个揖，依旧跪倒在地，面朝着泓芝驿的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伴，孩子们，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刘诚家的，我对不起你一家老少，告罪了!说完，他在警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大铁门走去，脚镣上铁链的金属撞击声在黎明前静寂的夜空里分外响亮和刺耳。

200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