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自己未能达致某种现代性，使得我们永远无法自信地跟我们的孩子交流。我们自身无能为他们示范一种做人的健康平实，我们对他们的启蒙就是给予他们自以为是最好的教育环境，把他们交给学校、交给部队、交给领导、交给老师、交给首长。

对经历现代转型的国家而言，历史常常成为人们的负担，但要抛开它向前看很不容易，导致这些国家的教育启蒙总处在两难困境里。

在检讨这种现代转型的“后发劣势”时，没有比教育、孩子们的成长更具代表性的了。数代中国人参与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每一代人都望子成龙。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成熟幸福，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没能知晓人生的灿烂，没能领略文明的花实，没能洞见造化的秘密；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指不上了，孩子才是希望工程，他们不肯做孩子的包袱，他们吃糠咽菜、咬紧牙关、自虐自受，来给孩子创造条件；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培养出大好青年，新的人类。在这种数代人轮回般的宿命里，我们的社会加速度地前行，以至于今天，我们又承受了无尽的人性异化。

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从生于七十年代的新人类到生于八十年代的新新人类，这些当时的社会符号在自己和孩子之间构筑了多么富有感情的联系。但时移事易，梦想早随雨打风吹去，自己成为远离社会残存于历史暗角的一堆破絮。我们由此可知，教育、现代启蒙本身不仅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