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信访局的限时督办下，12月13日，工程承包方向开县民工兑付完了全部血汗钱。拿到血汗钱，开县200余名民工向开县人民政府、开县人民法院、开县丰乐法庭分别送了锦旗。（12月16日《重庆晨报》）

读到这样的报道，笔者本该感到欣慰的，为如此敬业的法官，也为如此幸运的民工。然而，欣慰过后又不免感到透心的悲凉，如果该案真是这位法官忠于职守、忠于法律，不畏权势，并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立案、开庭、判决，最后执行完毕的话，我会由衷钦佩这位法官的执着。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行政协调的结果。

让人难以释怀的是，虽然不知深浅的民工们能将中国铁路工程建设总公司（简称中铁总公司）告上小小的开县法院，但赵丕仁法官并不能（也无法）根据法律授权将这位有着铁老大名头的国家公司被告传唤到庭，却反而两次赶赴北京，与被告商量给付工资事宜。

不难想象，当这位县级法院的小法官找到北京的这家铁老大公司门上时，法官的惶恐与铁老大的派头会形成怎样的一种落差、一种完全错了位的尴尬？也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赵丕仁法官两次到皇城脚下碰钉子、遭冷眼的经历，也肯定不会有后来赵法官找来包工头一起饱含热泪向温总理写信，讲述三年来讨薪的艰辛这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