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一期的《读书》时，别斯兰中学人质劫持的惨剧刚刚结束；也就在同时，莫斯科国立青年艺术剧院来到北京演出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导演在阐述这部剧作时说：这部写于作者生命晚年的戏剧“折射出强烈的生的欲望”。走投无路的情境越发体现了人的炽烈的要求，但“在这部戏剧里，没有人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别人”。在契诃夫的时代，当没落的贵族不得不离开樱桃园的时候，斧头砍伐樱桃树的声音曾经震颤了多少人的心。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这句台词中的诀别和期待，连同契诃夫剧作中的那种“诗意的潜流”，展现的是怎样一种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信念！不用说别斯兰那样的惨剧了，就是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乱七八糟、生机勃勃”的时代，我们还会像契诃夫那样坦然地说出“你好，新生活！”那样的语句吗？在天桥剧场的三楼，一位编剧问道：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血腥，目睹着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和暴力，我们的心还会再为这砍伐樱桃树的斧头之声而颤动吗？

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与生活的热情和艺术的感受力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契诃夫的意义也许正在这里：在灰暗的生活中，一股深藏在人物活动背后的潜流在奔涌，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诗意，一种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一种对人及其无法确定的命运的关怀，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

林兆华导演几年前曾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读书》为此发表了余华、童道明等撰写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