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成

在殖民暴力统治之下，侵略／反抗并非是被殖民者生存状态的全部历史。就如一八九三年四月，年轻的甘地乘上了从南非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头等卧铺车厢，途中一位才上车的白人乘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手持该车厢客票的甘地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当火车抵达下一站时，白人把警察叫来，甘地被强行从火车上赶下，在茫茫黑夜中孤身一人，冻得浑身发抖；直到晚年时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一夜。在此之前他曾努力融入这个社会。伦敦留学期间，他脱下从孟买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印度民族服装，换上时兴的礼服、丝织礼帽、皮鞋、白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为了梳整又乱又硬的头发，他特意买了一瓶美发油，并每天用几个钟头时间，站在大镜子前面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结。甚至，他还买了一把小提琴，并报名学习舞蹈课程，又聘请一位法语教员讲授法语，一位教员讲授演讲艺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恰表明，一个斯洛伐克人可以被马扎尔化，一个印度人可以被英国化，一个朝鲜人可以被日本化，但在殖民地背景下却永远成不了马扎尔人、英国人或日本人，他们“可以被邀请参加宴会，但却得不到任何食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要比单纯意义上的侵略／反抗有更为复杂的种族和文化的缠绕。比如就中国的情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