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春

面对我国愈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劳动的社会组织和再组织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挑战。在劳动力总体过剩、工业和技术又不断进步的中国，全部就业恐怕已不再是现实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以前不熟悉的非正规就业及社会参与形式。大量社会性生产和服务的参加者已经或即将不是有以往意义上“工作”、“职业”和工资的人。这一重大变化正在颠覆一个现代社会赖以安身立命的自我意识和制度定式。

重新组织劳动意味着对生产、服务、贡献以及消费崭新的理解，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固定与临时、正规与灵活性、有报偿与无报偿的工作，志愿劳动及各种其他社会必要的物质与精神性活动。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公共领域，新的劳动概念和形式都会对创造财富、提供服务的分工、过程、性质和经验产生极大影响。相应转变的是劳动者/参与者的眼界、态度、向往，乃至个人事业的安排和生活方式。当在不久的将来公众话题中频繁出现时间的政治、空闲的政治、环境的政治、参与的政治时，一场空前的文化转型就到来了。其必争的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发展与环境并重，是崇尚直接劳动者和参与者、非异化劳动、非异化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而小康的观念可为“钱从哪来，人往哪去？”的讨论提供别种思路。小康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理想和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压力下寻求民族定位的努力，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根据本土的条件和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来发现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