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丰村　朱子泉

《读书》一九九○年第九期柏元先生的《不是杂志的杂志》，二○○三年第五期史枚先生的《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两文引起了我们对于“学习合作”的回忆。

《读书与出版》从一九四七年四月号到十月号先后登载了孙起孟先生 《献议一个学习合作的计划》、《下一步如何？》、《有效的学习之路在哪里》三文，标志《读书与出版》举办“学习合作”从开始、发展、结束的缘故和全过程。“学习合作”始于一九四七年的四月号，这期杂志在登载孙起孟先生文的同时还发表了《本刊关于帮助学习合作的办法》：要点是“以本刊为媒介，使本不相识的读者互相知道、通讯，帮助他们进行有计划的自学和解决某些困难；如有可能，分别成立共同学习的组织。愿意参加的读者，写一篇自我介绍，在刊物上登载，读者间可以相互通讯，也可以通过刊物联系等等”。那时刊物读者主要是进步青年，大约三分之二是职业青年，其余是大中学生等。在当时沉闷的环境下都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探讨个人和国家的前途。此举得到读者热烈的响应，因此纷纷报名参加。仅从第五期到第十期就刊登了三百零一份自我介绍。杂志社为了针对读者的情况帮助学习，还发了学员调查表。根据第七期公布的已收到一百零七份表格的统计：学员所在的地区以上海、 江、浙为主，远至西、北和南方，如北平、沈阳、香港、西安、成都、太原、开封、广州、桂林、琼崖等地都有。学习的兴趣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年龄以二十至三十岁为主。学员们还提出各种建议如：增加篇幅，出版专门刊物，建立通讯图书馆，举行座谈会，聘请名家指导或演讲，组织读书会等等，乃至提出组织通讯学社、联谊会和总机构等似乎有点越出学习合作的范围。可是，杂志社好像一度也有此意，在第六期刊载了学员建议后说: “我们的意思，并不否定总机构的必要，希望先建立各地学合小组，多多通讯，互相了解。”因此，短短半年中搞得热火朝天。江苏、浙江等地学员通过邮件联系后就地建立学习组织。上海学员较多，联络了本地和外埠的学友几十人，编为哲学、文学、新闻等各个学习小组，出版油印的小刊物，交流学习体会; 还举行时事座谈会，并把讨论的情况和记录告知编辑部，邀请派人参加指导。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方式，带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人可以自由进入，不免鱼龙混杂。这就是史枚文中所谓“大约只有半年，发现果然有人在做不利于学习合作的活动。这个专栏连同合作小组，便都不能不取消了”。 因此在第十期上发出了本刊启事，大意为：“接到读者来信，说有人倡议采取‘行动，学习配合政治活动为词，到别的社团去‘吸收分子写关于现状的通讯，联络外埠读者等等。本刊提醒学员，不可被漂亮的词句欺骗，迎合你们的心理，装出进步姿态。凡以学合的名义做超出学术范围的活动者都是‘破坏学习合作的行为，请其立即退出学合，同时不再刊登自我介绍，完全取消学习小组。”这是当时环境下的必然结果，目的是保护学员和刊物，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杂志从同年第九期起，刊登了《持恒函授学校缘起及简章》。“学习合作”停止后，一部分学员就转到“持恒”。由于“持恒”是收费的，有些学员因经济拮据而未能参加。此后，杂志社通过“持恒学讯”和“问题解答、信箱、习作、讨论、征文”等版面继续帮助读者学习和互相交流。虽然，直到第二年仍有读者建议恢复“学习合作”和继续刊登自我介绍，环境已不允许这种合作方式了。只是，学合并没有真正结束，学友们不定形式的相互探讨各种问题，延续到建国前后。这里说明几件有关的和延伸的事情。

一、启事中说的读者来信是上海组织的一位学员写的。所谓采取行动等等也确有其事。当时座谈会和小组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员都是热血澎湃的进步青年。在讨论中不免慷慨激扬，认为面对这丑恶的社会、苦难的同胞（比起在水深火热中的工农大众，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口饭吃），学员们认为不能停留在空谈上，空谈不能改变这黑暗的现况。因此，提出来要走出小圈子，发动工农群众。实际上，这也是《读书与出版》中的许多文章影响和启蒙的必然结果。学习小组中有的学员担心这种过激的言行会闯祸，因而向杂志社反映，就有了启事。上海的学合组织，看到后，感到有点委屈，就派了几位学员造访编辑部，说明情况，寻求帮助。会谈中编辑们（记不起是谁接待）态度很好，强调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并忠告我们要谨慎。此后，上海学合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除了学习上的交往外，确实都到自己的单位或进步的社团去经风雨、见世面，好多人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或各种协会，积极投入到迎接解放上海的战斗，建国后辛勤工作在各个岗位。在熟悉的学员中并没有发现伪装者参与破坏，大部分学员后来成为朋友一直保持联系，甚至延续至今。但是，所谓“有人在做不利于学习合作的事”，可能杂志社另有所指，那就别论了。

二、当时，还有好几个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自发地参加了学习合作，并且，与某些学员，通过学习，相互了解，成为生死至交。还介绍入党。

三、但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因为通过“学习合作”认识的朋友，会在建国后带来麻烦。麻烦起源于南京，有五位学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其中有一位J君在师范学校读书，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J君有位朋友W君是文艺爱好者，当时在南京编一本文艺刊物《蚂蚁》。W君通过J君也参加到“学习合作”活动，并且到上海来委托学员推广。W君到上海某大学去推广《蚂蚁》时被捕。上海警方在W君身上查不出别的罪证，同意W君可以找铺保释放。W君在上海没有可靠的关系，就请上海学员C君铺保出狱。C君是学合的积极分子。其工作单位有一个小厅，是上海学员座谈、讨论聚集之地。胡风事件发生后，W君因为与胡风有通信等关系，在“三批材料”上有名字，理所当然的在劫难逃。可惜，J君因W君关系受到牵累。当时，J君已在北京工作，其丈夫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这个关系，导致夫妻离婚。后来，J君带着子女回南京，先是劳动，后教书。改正后，虽经领导和朋友们劝告，夫妻终未能破镜重圆，所幸J君生来开朗，晚年寄情于山水之间。上海方面，则在当年与W君和《蚂蚁》有关系的学合参加者中捉出七只“小蚂蚁”，作为胡风集团的受影响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C君牵连最重，受处理后，妻离子散，本人病故在劳改农场。当然，最终都改正、恢复公职和党籍。这算是一段插曲，或者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上海还有一位与胡风有关系的Z君，很早就参加了“学习合作”，并且，与上海和各地的学员有广泛的交流，在《读书与出版》还有文章。所幸，Z君在胡风事件前病故，否则，受影响的学员就不止这几位了。

四、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读书与出版》与读者的亲密联系和热忱地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编辑与读者交流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事，小到个人的职业、学习、生活、恋爱、兴趣等等。史、柏两位的文中已做了介绍。这里特地再举出几例，现在看来有点幼稚，确实是当年的真相，如一九四七年四期有学员提出“没有钱买书，怎么办？”这是经济困难的读者求助，杂志社也愿意想法帮助。一九四八年第三期学员提出“患肺结核者能否恋爱”，还有“我是一个病者，因为身体弱，不能去实践，满腹理论有何用处？抱病的身体怎能深入社会去生活？”还有 “在社会主义国家，家庭是否还存在？一夫一妻制是否存在？”都得到亲切、务实的回答。同年第八期有学员询问“不吃是否可以生存？”关于此事，稍微说几句。那时，国统区物价日夜暴涨、米比珍珠还贵。反动派居然唆使某些媒体，鼓噪什么人不吃饭也能活下去。四川杨妹九年不吃，上海张某也是九年不吃。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 这个问题是建人回答 ，从科学角度做了严正的驳斥。还有好多问题是直接回答提问者，可能更为有趣和广泛。杂志还能邀请著名学者回答读者的提问。 如有学员提出关于中国文字研究的三个讯问，马叙伦老先生做了详细的回答。还有“关于绘画基础理论的学习”则是丁聪回答的。读者能把各种问题向杂志倾诉、询问，寄托着对编者的信任。

如果说，一本杂志，可以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读书与出版》、“学习合作”和“持恒函授学校”是当之无愧的。在艰难险恶的条件下，编者们千方百计传播进步的科学的思想，坚持到最后一岗。第三年的杂志，纸张比前二年差多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出版条件。正如柏元先生文中说的为读者——主要是青年：“给他们指引一条健康的人生通途，杂志社团结了广大的读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富有感情的联系网，由衷地怀念，毕生不会忘记。”发挥了启蒙作用。“学习合作”和“持恒函授学校”已经成为历史，在当年确实对一大批追求进步，但又找不到有效的学习之路而游移彷徨在人生旅途中的青年人指点了一条互助合作、共同前进的正确道路。就我们所接触的学友，后来都积极投身到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没有辜负杂志和老师的教导与期望。

建国后，杂志好多，但是，很少能做到与读者如此贴近。《读书》与《读书与出版》在风格上有些缘分。希望能参考当时的经验，把与读者的联系、交流做得活泼、贴近些。当然，时代不同了，不会沿用过去的方式，但是，杂志和读者如何“形成了一个富有感情的联系网”则是非常怀念和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