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文

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百科全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经学研究自近代以降逐渐被社会所遗弃，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廖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承续中华文化慧命，光畅民族生命大流为职命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历经三代人的努力，经学研究才重新露出曙光，国学复兴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当然，复兴国学非旦夕之功。经历过“五四”第二次“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阵痛，经学研究被西方分门别类的学科所取代，原本完整的体系被解构，经学原典中的文化精神被消解，现代人的疏离感瓦解丁经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耕深载厚的积累，矢志不移的毅力，更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以《尚书》为例，《尚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献典籍之一，自经孔子整理之后，成为儒家文化的“群经之首”。先是汉代大儒伏胜、孔安国、贾逵、马融、郑玄，继之唐代孔颖达，在有清一代《尚书》研究达到高潮，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阮元、俞樾、王阊运、吴汝沦、王先谦、孙诒让、皮锡瑞……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问家没有研治过《尚书》。《尚书》也因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师儒师。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在中国自古就被列为儒子的“小学”必修“教材”，到了现代以后，不仅研究者越来越少，而且就连读懂《尚书》都成为一个问题了，《尚书》几近要成为“绝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