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云华

信念是生命的守护神

“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时辰已到！斩！”监刑官一声令下。

刽子手抡刀向贪官的脖子砍去。

“砰——”人头迅疾落地，发出沉闷的声音。

但这还没完。

有人过来，用绳子把落地的人头捆好，挂在高高的杆子上。这叫枭首示众。

余下的身体呢？

被人拉进县衙附近的一座厅堂——“皮场庙”中开始被剥皮。剥皮者拿着刀子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着脊背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向两侧撕裂……皮肤被剥下后，填上草，缝起来.这个“人皮草袋”被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以警示后任的官员。

这是600多年前，朱元璋为惩治贪官发明的“剥皮揎草”法。

据《草木子》记载，明朝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被处以此刑。

但这种酷刑并未吓住“继任者”。

在封建社会，那些继任者，一旦坐进衙门里的宝座，就融进了腐败的大熔炉，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贪。只是他们的手段可能变得更加精致和巧妙。

建国后，公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首脑机关在保定东关大校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听罢判决，刘青山全身一颤，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刑车在保定的大街上缓缓行进，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刑场上，两口紫红棺材异常刺目。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四条原则宣读完后，刘、张二犯放声大哭。

这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挥向腐败的“开国第一刀”。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的遗言。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一条！”这是张子善的遗言。

但这血的教训却并未被胡长清等贪官们吸取。

如今，李真又步了他们的后尘。

乔：李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自古至今的贪官都不怕死？

李：（李真笑了。）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谁不怕死？

乔：怕死还贪？

李：（李真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抬头看起了天花板。）那时谁会想到问题会败露。

乔：封建社会受“官本位”与“钱本位”合一的双本位结构影响，人一踏进官场，无疑就是踏上一条不归路。可你是共产党在新时期下培养起来的干部。共产党从它宣告成立那一天起，就与腐败势不两立，前有刘青山、张子善毙命，后有胡长清等贪官出事，你怎么能不想想这些？

李：（李真没有说话。）

乔：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李：不是过去都给你讲了吗？

乔: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个别高官的不负责任宠坏了你，个别下级官员的奴性捧坏了你，一些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你。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看来，信念太重要了。

乔：你现在为什么把信念看得这么重？

李：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给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乔：你过去怎么看待信念这个问题？

李：觉得可有可无……虚无缥缈……我也曾有过信念……

乔：只是后来一点点地丧失了。

李：其实，人的信念发生变化也是很痛苦的。

曾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为了那个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乔：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做个好秘书。

乔：没有受贿这个概念？

李：其实，我开始当秘书时，听到某某人受贿多少多少，我还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距自己很远。权力来之不易，为什么不为群众做事还要受贿呢？

乔：能否讲得具体一点？

李：我是1990年10月开始做秘书的，是给一副省长做专职秘书。我记得，在我做秘书前几个月，中纪委向全国发了一个部级干部及其属下一些人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通报。那时，我一方面为这些身处高位的人犯错误而惋惜，一方面又觉得贪污受贿距离自己太遥远了。

乔：当时中纪委的通报就引起了你的重视？

李：对。我还把那个通报压到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

乔：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省政府做秘书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许多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其中有一多半是认我做老乡的。那时，我就想，职位稍微变化，就有人“认”我了。我在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工作时，为什么就没人主动找我“认老乡”？那时就感觉秘书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人请我吃饭。当时我推脱过好几个人，但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推开，就去了。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牌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似的往我衣兜里塞，我拗不过，就要了一盒。

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那时就想，今天收一盒，明天收一盒，一年下来就是300多盒。300多盒烟，这可不是小数字，一想这个数字，我心里就发紧。恰好我在找一份文件时，发现了中纪委那份通报，作为警示，我就把它压到了桌子玻璃板下。

乔：还能记得那份通报里总结的“教训”吗？

李：大部分都忘了，但中纪委通报里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革命干部和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深刻，也太精彩了。后来，我在写材料时，还经常引用这句话。

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印象较深？

李：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小时候读书，中学课本里就有焦裕禄的事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焦裕禄患肝癌，到了晚期，还带病听汇报，痛得支撑不住时，就用东西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在椅子上，时间长了，硬是把椅子顶破了一个窟窿。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焦裕禄那风雪中瘦弱的身影，在“政治错误”的重压下为群众的生死勇于负责的正气，还有去看望受伤的老农，去送别要离开兰考的大学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块手表和谆谆教子的半块窝窝头……我记得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本单位青年人，起初曾以“怀疑”、逆反的心态去看《焦裕禄》。但走出电影院时，他却变得与我一样眼睛沉默无语、湿润。

那时我就想，20多年前的一个典型，到了90年代，间隔这么多年，中国社会几经变化，民族心理也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为什么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冲击？这说明人民呼唤“焦裕禄”，亿万群众渴望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焦裕禄式的干部，期望在他们带领下能消除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走富民强国之路。

乔：这部电影对你影响很大？

李：很大，而且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让我忘不了。影片开始时，为焦裕禄送葬的人成千上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就是死，落得却是骂名。唉……

为了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迷恋权力之日信念动摇之时

“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乔：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政治生涯时说：“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你怎么看？

李：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

乔：可你为什么却做不到呢？

李：我主要是官迷心窍。权力这个东西太迷人了。不是有人讲，人对权力有永久的、不停歇的渴望，一直到死吗？

前不久，我在农村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笑话：兄弟三人为去世的父亲办丧事。老大买来彩纸，按照传统习俗，要糊房子、车、马；老二却要糊别墅、名车、靓女。老三不耐烦地对大哥二哥说：“别争了，糊个官帽，就什么都有了。”

可见，少数贪官的行为把我们干部的形象丑化到了什么地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乔：权力呈现出许多外在形式：责任、奉献、力量、畏惧、庄严、神圣、密室的耳语、钱财、荣耀、更大的自由……你迷的主要是哪一点？

李：怎么讲呢？算是荣耀、更大的自由吧。

乔：按理说，权力越大，担子越重，越心惊胆战，越不自由。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说过的，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追求荣耀、自由的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你怎么认为？

李：过去，没这样想过。

乔：你追求荣耀、更大的自由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现在看也许与我的病态人格有关。

乔：什么病态人格？

李：自卑感。由于长期目睹“荣华富贵”于咫尺，而自己却身处卑位于“花团锦簇”之中，心里便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乔：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艾·费罗姆称这种畸变心理为弥补型心理。换句话说，这种弥补型心理是导致你贪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

李：我觉得是。（李真边说边点头。）

乔：追求权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和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它。

李：这话说起来容易。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就像以前给你念的那首江南小令。唉，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

乔：为什么这样说？

李：因为要维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尊严与利益。我刚离开秘书岗位坐上局长的宝座后，突然感觉，一切人、事开始围着自己转。时间稍长，单位就以自己为中心了。恭维顺从者越来越多，批评监督者越来越少。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在这种状态下，哪顾得上什么信念？只有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才会想起“信念”这个词。乔记者，你没有当过官，所以你就没那种感觉。

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乔：这话怎么讲？

李：我为了从庆五手中接过“河北第一秘”的职位，与庆五、铁梦倒腾500万美元外汇时，中途曾想停下来过。如果当时止住了，也可以说，当时坚守住了信念那道底线的话，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进这里来（指看守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常常翻江倒海。

信念丧失的“催化剂”

环视一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年轻干部，甚至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刚参加工作的普通职员，他们身上就已显现出堕落的迹象：抽名烟，喝名酒，穿名牌，开好车，泡小姐……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党培养李真多年，为什么他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丧失了信念？

在上世纪50年代，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前，当有人提出是否给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改造的机会时，毛泽东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正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