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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

2004-04-29朱竞摩罗

延河 2004年3期

朱 竞 摩 罗 

朱竞:摩罗先生,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对中国20世纪印象是什么样的?记得那一次我们聊天你说过,1999年初,北京一家文学杂志约请一些作者写作“世纪留言”。你写了几句话,正好100字,叫做《新世纪的祈祷》,发表在当年第五期上。据说同期发表的一位南方作家谈论“五四”问题的长文很有点犯忌。这期杂志刚印好,有人通知说不许发行。不久以后收到的第五期杂志是临时编辑印刷的,上面已经没有那篇长文,你写的那几句话也作为殉葬者一并消失了。是这样吗?后来您看到那本刊物了吗?

摩罗:我曾经托当时的责任编辑设法给我弄一本。她说一大堆杂志堆在办公室里,也许是等着销毁。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得到一本这期被查封的杂志。两年过去了,那几句话一直没有机会跟读者见面。今天的问卷上又出现了相关问题,于是把那几句话抄在这里,算是一个回应。全文如下:“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不得好死的世纪,多少人战死,饿死,病死,还有武斗中打死,政治迫害中枪杀而死……对于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所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人都能自然死。算是一个祈祷。”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摩罗:1989年冬天,我在经过极其严重的挫败感之后,认真总结自己的生活道路,思考未来的走向。当时我郑重写道:除了做一个萨特、马克思式的知识分子,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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