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柱

爷爷去世早，奶奶30多岁就守了寡，是大老舅帮着他姐姐（即奶奶）领着三个男孩从直隶逃荒来到山西。凭着父亲兄弟三人的受苦，终于在晋南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至到临解放前，已经是个自给自足的中等农家了。父亲兄弟三人都出生在清末年，虽然经历了民国临近解放，父亲一辈子还是说我们老家是直隶人。

因此，也就不断有直隶乡亲从老家到山西来。

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位。

记得一个叫“蔓箐”、一个叫“米贵”的。他们俩只是父亲的同乡，并不沾什么亲。大约是想到山西来谋生，便找到我们家想落个脚。那时我们家已是十五、六口的大家，三面房屋住的满当当的。他俩便在我们家大门外麦场的麦秸垛旁，用高粱秆搭了一坡，用麦秸厚厚地披挂一层，堵住一头，一头为“门”，便成了个临时的家。自然也没有被褥，在地上铺了一尺多厚的麦秸，晚上往麦秸中一钻，连铺带盖都有了。记得一个大雪天，我也钻到这个草庵子里，闻着麦秸和高粱秆的混合味儿，听着雪落在高粱叶子上沙沙的声音，用麦秸埋住腿脚，竟觉得比住在屋里炕上还要美。蔓箐、米贵因为找不到营生，吃饭常常成了问题。有时，大伯、父亲就叫他俩在我们家吃一顿。那时，我们家生活也比较清苦，真正是米缺、米贵，饭里便常常煮些萝卜、蔓菁。蔓箐、米贵在我们家狠狠吃上一顿饱饭，便得意非常，总是把嘴一抹，用浓重的直隶口音说：“又他娘的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