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邓小平和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贺龙、李达、张际春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统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后改为西南军区)第十八军等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忠勇地担负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此，邓小平的名字就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及生长在这里的勤劳、智慧、朴实、勇敢的西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进藏的高级干部，在经营西藏事务时要有大局观念，注意从政治上观察和解决问题。这种思想，早在二野部队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就已显示出来，他说，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着重考虑从政治上解决问题。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邓小平深知进军西藏是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在接受中央进军西藏的命令后，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他和刘伯承两位首长选定了张国华军长和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接见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及师以上军政主官，正式向十八军授予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部署进藏工作。邓小平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对比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抬、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均未成功，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蕃，就是广个成功的范例。政治问题极为重要。军事与政治协同解决，政治重于军事。由他亲笔改定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的解决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进军西藏深远重大的政治意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他说，解决西藏问题，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2月17日，他指示张国华说：你必须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并从北京和成都调来了当时对藏区最有研究的藏学专家作为随军学者随部队进藏，直接提供第一手的政策咨询。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进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为了使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守则，并要求进藏部队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便于接近藏族人民，了解他们，以便开展工作。

宗教问题是当时藏区最敏感的问题，在进藏政治动员令里就专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要大家慎之又慎。邓小平更是大会小会逢会必讲，要进藏部队像当年长征路过康藏地区的红军部队一样，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人生选择，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增强汉藏人民之间的团结。1951年9月，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遣支队准备进入拉萨时，邓小平事先专门交待王其梅，进拉萨城会见达赖喇嘛时，假如他提出来要摸顶，可以不受人民解放军纪律和我们信仰的限制和约束，让他摸顶，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作为当时统辖着云贵川康藏五省的一方军政大员，日理万机，对这种细小的事情他都考虑到了，又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他对西藏的问题特别注意政治。

在邓小平的严格要求和热情鼓励下，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模范地遵守各种政策，在西藏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信任。无论是西藏的高层官员、僧侣、贵族，还是一般的群众，纷纷称赞我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是“新汉人”、“菩萨兵”，至今念念不忘。可以说，政策上的胜利，为我军进藏部队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造性地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解放西藏，是我们党所从事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邓小平作为当时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是中央解放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之一。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组织研究，于1950年5月11日，以西南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四条方针和策略，即：“西藏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此前，西北局也向中央转报了青海省委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六条。一周之后，中央复电西南局和西北局，认为西南局所提的四条较好，要西南局、西北局各再起草一个作为淡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接着，邓小平亲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三、西藏的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的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业、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由西藏人民和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份历史性文件于 5月27日上报中央后，立即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于两天后即29日就批复，“除第八条应加‘及西藏领导人员（毛泽东加）数字外，可同意。”这是邓小平解放西藏问题最伟大的杰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放西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充分照顾了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相周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它既成为和平解放西藏、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础和条件，又是我们进藏部队遵守和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基本准则和依据。它深深地凝结着邓小平宽阔的胸怀、高超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十条”在藏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后，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普遍欢迎，包括一些上层人士也都认为，十条考虑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甚至有的上层藏族代表人物还觉得十条太宽了。对此，邓小平1950年7月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大会上，又专门对西藏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的政策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基调。西南局提出派志清大师和贾题韬先生去拉萨劝和后，中央2月25日复电同意，但他们被阻于金沙江畔，不能成行。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主动提出亲自到拉萨劝和，毅然只身赴藏。西南局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行前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给达赖喇嘛，表明中央和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和一片诚意。令人扼腕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恸不已。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与贺龙共同撰写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永远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高度赞扬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的献身精神。

昌都解放后，进驻昌都的解放军展开了和平宣传攻势，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几十名西藏军政官员联名写信敦请达赖进行和平谈判。达赖喇嘛最终派阿沛为首席和谈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谈判和平解放事宜。当西藏和谈代表阿沛一行抵达重庆时，邓小平亲自到车站迎接西藏代表到来，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专门设宴招待西藏和谈代表。邓小平希望和谈代表充分理解中央人民政府的良苦用心，消除隔阂和猜疑，使和谈真正获得成功。

协议签订后，邓小平又将注意力放在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上。他在重庆专门召集由中央任命的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及一年半后由西北局任命的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开会，确定在中共西藏工委8名委员的基础上，经报请中央同意，吸收西北西藏工委的3名委员范明、慕生忠、牙含章参加西藏工委，增加范明为副书记。西北进藏人员统归张国华、谭冠三指挥，编入十八军系列，番号为十八军独立支队。这是在西藏形势和工作发生根本转变后一次带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它不仅明确了政治路线、方针任务和措施，还确定了组织路线，使以西南局为主体经营西藏的部队和工作人员与从青海方向配属西南进藏的同志结合为一体，以便于到拉萨后在西藏工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保证协议的执行。

三、要稳不要急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慎重稳进”方针，保证了西藏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接着，1951年8月，邓小平通过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向西藏工委和十八军领导同志口头传达了西南局关于部队进到拉萨后有关工作方针和他的指示。邓小平指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对西藏的财政、贸易、行政、民事等工作，我们到拉萨后，均不忙去插手。这无疑是对“慎重稳进”方针科学的注释和深刻的发挥。

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主要任务是执行协议，巩固国防。但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只能逐步进行。邓小平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大会上深刻地说，“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他还提出不要将汉族区域的那一套搬到少数民族区域里去，要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后来，当十八军第一参谋长陈明义同志向他汇报筑路的情况，讲到进入藏区的先遣部队如何遵守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时，他又指出：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的特点和实际出发，要调查清楚了才办事，搞不清楚的事暂不办，比乱整好。

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一直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敏感、关系大局稳定的大问题。1956年，当时在早改与晚改的酝酿中，部分干部乐观估计形势，想早改革，急躁冒进。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多次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分析，感到西藏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针对西藏干部围绕改革出现的争论和思想认识分歧，1958年3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研究，要西藏工委通过整风去解决。

60年代初，西藏出现想急于过渡的问题，邓小平根据中央精神向西藏指出，西藏工作要稳，不要急。“防左防急不仅是社会政策，也包括经济政策、改造上层。”“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我们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在西藏工作，特别要防止命令风，瞎指挥风，搞试验要慢慢推广，不要一下子普及”。邓小平指导西藏工作，时的·处处都紧紧地掌握住一个“稳”字，对西藏工作有重大影响。

四、重视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统战工作，其地位、作用、性质、纲领、对象等，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有特殊的定位。

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历来为邓小平所重视。他通过亲身实践和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注意到，团结和发动民族群众的最有效途径，必须通过先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如此将事半功倍。他认为，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这是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1950年7月21日，他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尊重他们，“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邓小平批评那种认为不通过上层就能搞好工作的激进思想。事实上，团结上层能推动他们进步，在他们的帮助下又能推动工作。

建国初，西南局工作十分繁忙，邓小平称得上日理万机，尽管这样，在接见民族上层和代表时总是挤时间，尽量安排，例如，多次会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代表，会见西藏组织的赴内地参观团等。通过这些面对面交流，团结民族上层，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和鼓舞。

1954年，中央决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争取达赖、班禅赴京参加人代会。当刘少奇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代表参加会议争取民主形式产生”及“争，取达赖、班禅参加会议”的报告草案送交邓小平，请他仔细审阅批发后，他经过审阅推敲改定，立即以特急电报批发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电文中指示：尽一切可能争取达赖、班禅同时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欢迎他们来京。达赖、班禅如来京，张经武同志必须同行，要加照顾。请即着手部署交通及其它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并指派专人负责，随时检查，以保证绝对安全为原则。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下，中央给达赖、班禅赴京所经各省区多次发电，一再要求各地认真做好一切接待准备工作。邓小平还亲自到北京市安排的达赖、班禅的住地检查。他指出，“这不是一般的接待工作，而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我们党的统战、民族和宗教政策，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花点钱是值得的。不要看我们今天花了些钱，西藏稳定发展了，那才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他还指出，“要保证绝对不能出一点问题”，“工作一定要细致，这两个招待所如果飞进了一只苍蝇都是你们工作失误，我都要找你们”。由于中央及邓小平的精心安排和认真检查，达赖、班禅对在京的生活居住十分满意。

邓小平对上层爱国人士非常关心和爱护，但不是单纯地讲团结，也要讲教育，对他们出现的错误也给以真诚的批评和帮助，要使上层逐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邓小平分析说，谁能够真正为本民族人民谋福利，谁就是群众的真正领袖人物。一个土司、头人、活佛乃至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群众的领袖，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在为人民办事。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定能成为人民的领袖。比如在对待班禅问题上。班禅于 1962年5月18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七万言上书)。这个报告，有的内容是对的，也有合理的建议，但有的内容是不对的。中央接到班禅的报告后，很重视，经过研究，产生了关于民族、宗教方面的四个文件。周恩来还亲自就几个原则问题开诚布公地与班禅进行了几次深谈，肯定他向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同时也批评了他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观点。1964年秋天，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班禅的问题看重了，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时，开始是当成一般的“阶级斗争”，后来在深入发展中逐步升级，导致对班禅处理过重，后来他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1980年，邓小平约班禅谈话时指出，“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并坦减地说，“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有一部分是对的，有的部分是错的。”邓小平在谈话中对班禅寄予厚望，“你不仅对西藏有影响，对其他藏区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邓小平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信任使班禅非常感动，很受鼓舞。同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五、心系西藏的发展和建设

邓小平一直强调发展，他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虽是以后讲的，但过去在指导西藏工作上就是这样做的。他曾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重大成就都包含着他的心血。

“十大政策”就明确地指出，西藏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同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强调，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事业，民族地区也应该改革。他说，“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所以他又提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这种服务就是“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在和平解放西藏尤其是以后的西藏建设事业中充分体现出来。

邓小平特别关心西藏交通事业。根据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为了尽快改变西藏交通落后面貌，他在向十八军军、师领导交代进藏任务时就强调“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不惜任何代价抢修公路，强化运输补给保障。”为统一修路和运输指挥，西南军区专门组成了规模大、等级高的支援司令部，川西和西康的支援委员会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接受该司令部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后来，又决定将支援司令部与十八军留川机关合并，成立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以便于指挥。这固然是进军任务所必需，但也是建设西藏不可缺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紧张筹备，从雅安至甘孜的公路，在进军任务下达一个月后就开工了。其实，这一思想，正像他与刘伯承、贺龙等首长在经济恢复时期决心抢修成渝铁路是一致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心继续向前推进，根据他和贺龙同志的意见组成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路也很快开始启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根据毛泽东的训令，康藏公路列入国家计划，几万名筑路大军奋战4年，修通了青藏高原上困难最大的第一条上等级公路，使西藏地区交通落后的面貌得到很大改善，改变了西藏地区千年来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邓小平对西藏的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过向西藏修铁路问题，以后又提过几次。 1983年夏天，邓小平接见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时，特别关切地询问铁路走哪条线好?通过盐湖的技术问题解决了没有?永冻土的问题怎么办?青藏铁路全长预计多少公里?需要多少资金?当阴法唐一一回答完之后，邓小平指示说：“还是走青藏线吧。”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960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西藏的工作方针问题，提出让劳动人的集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 1961年，邓小平在听取了检查组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时说：西藏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休养生息“一个是粮食政策，一个是贸易政策。”“总之，政策要放在农民富，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房子修点，基础放在农民富亡。”“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手工业方面要兴一些。总之建立在农富上，农富是放在一家一家上。要一家一家算，叫农户富起来。”邓小平反复地强调叫农牧民富起来，已经把党的富民政策灵活地运用到西藏地区。这一时期，他十分关心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指示西藏地区要重点抓好农牧业生产，同时指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兄弟民族对西藏的生产建设给予有力的支援。从1960年到 1965年，西藏经历了土地改革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稳定发展时期，也就是人民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时期，成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习惯称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全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也都在加快速度向前发展。西藏在邓小平关怀和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也加快了速度。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又有新的发展，全国各省市也加大了支援西藏的力度，农牧民人均收入已快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从全国的第28位一跃而为第20位，以至在进入改革开放到1985年这段时间西藏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好的时期，习惯上也称第二个黄金时代，但由于第一次座谈会后，对内地干部的处理失误，而第二次座谈会又改变了邓小平关于修建铁路的打算，其他指导思想也未向他报告，就影响到西藏形势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1987年6月，国务院邀请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西藏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会见卡特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摘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指示，有力地回答了西藏怎样很快发展起来的问题。

六、坚决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被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在指导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他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既有对党的民族理论的阐释和深化，也不乏创新之处。他在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他就考虑过专门成立民族自治区域，以利于他们的发展。1951年7月21日，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详细地论述了实施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指出，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大西南首先在藏区兑现了这个制度。

关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说过：“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十大政策”第二条就明确指出：“实行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民族自治区，1955年3月，根据1954年《宪法》规定，改称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在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亲切关怀下，在康定解放仅8个月后就正式成立。西藏问题比西康问题复杂很多，但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早就把在西康建立藏族自治区与西藏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西康藏区一直是支持解放西藏的前沿和基地。而西康省的藏族自治区的成立，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坚强决心和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同时也动摇了西藏分裂势力的图谋。所以邓小平在即将调离西南局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西南局的同志们：“希望一方面认真从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没有做的一定要做，不够的一定要做够，做得不好的一定要做好。这是民族问题的开端，必须要做出一个良好的开端。”

由于西藏自然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人口少、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而党对工作的要求又高，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很多困难。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有过很多指示，如在研究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时，他对张国华说，西藏自治区的组织形式要力求简便，机关要精干，下层工作方式应多用口头，少用公文，西藏各级机关吸收藏族干部参加工作，派去的汉族干部主要求精，每县至多派五六名去帮助藏族干部，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问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和关键。还在二野准备挥师大西南时，邓小平就储备了一批在实际工作中受党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在解放大西南，开辟民族工作的局面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需要有大量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造就起来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11月，为加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给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输送干部，他提出将创办民族学院及多办一些民族训练班的问题也列入了民族工作急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52年7月20日，他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说：“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充分说明了他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重视和注意培养什么干部的问题。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干部的使用和培养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指示，不论哪个民族的干部在工作中都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各民族间团结的最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工作中的错误，防止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他殷切希望少数民族干部能有以下三点责任感：一是做好团结工作，既要做好民族间的团结，也要做好民族内部团结。二是处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时，前者要服从于后者。三是起好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邓小平提出进藏干部破格提拔时，又指出要培养西藏民族干部。根据西藏情况，工作要大收缩，人员要大精减，邓小平要张经武、张国华下决心。张国华提出可否将当地吸收的藏族同志集中内地学习时，他欣然同意，说这是个好办法，并说仿照延安，办西藏公学。根据邓小平的重要批示，西藏工委一方面从一些苦大仇深的农奴之中物色干部苗子就地锻炼培养，一方面在陕西的咸阳成立了西藏公学，另方面保送优秀藏族青年到成都、北京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大量地培养藏族干部。这些都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西藏建设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现在西藏自治区、地、县各级绝大多数都由藏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里面渗透着邓小平当年的一片心血。

在我国，邓小平一生中没有去过的两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西藏。他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托人对我说过要去西藏，以后又曾多次遗憾地说，他没有到过西藏。但是他对西藏那一块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和所建立的功勋，将像珠穆朗玛峰一样，永远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