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方小宁

像树木花草都有根一样，人的成长始于童蒙。

回眸童年，人们诧异那些潜隐在幼小心灵深处的光影碎片，竟是生命拼图中不可或缺的板块，影响着人的成长！

能否让一种平等自由、博大高尚、自强不息的精神领引起步之初的孩子，使他们以明朗心态、坚忍意志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搏击面临的风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串真实的脚印可以延伸出一个时代，让人感悟。

在一个敞亮的大厅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女儿、已是耳顺之年的李敏，缓步向我们走来——

本色方显足实。

李敏不喜修饰，朴素整洁，文质彬彬。她头发齐肩，皮肤白皙，极像她的母亲，轮廓尤其是下颌却酷似她的父亲。她声音轻柔，言语明晰，神态安然，内里有一份脱俗的自如与自得。

特殊的环境给了她非同一般的生活历练。这当中，有交织着泪水的欢乐，有风暴过后的静默，有反璞归真的安详……在领袖父亲身边长大的种种切切,赋予了她肩承生命重轻的云水襟怀、松柏意志。

追思如水，点滴情深。

……

李敏沉静、深情的叙述，在我眼前延伸出一幅幅连续涌动的历史画面，我被深深吸引着并感动着。我感到一种缜密而强烈的情感撞击，使习惯于现代生活的我觅到一种似乎离我们已久远的沁人心脾的气息——一种生存必须的氧气。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做人？究竟該怎样做事？于是，我把李敏所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传导给每一位热心的读者……

——摘自《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引言

在我们家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江青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自己分分秒秒积累起来，好好丑丑，逃避不了，也掩盖不了。

在我们家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江青。父亲与她结婚后，周围的人总感到和她隔着一层。这从孩子们的眼中看得最明显了。比如，我们见到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这些从革命艰苦岁月走过来的前辈，都会亲亲热热地叫她们“邓妈妈”、“蔡妈妈”、“康妈妈”……而江青，孩子们都只叫她“阿姨”。

在与她相处的十余年中，表面她对我很大度，暗里却给我“小鞋”穿，无端地让你感到气闷压抑。因此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在爸爸身边，不要惹他生气，不要给他添麻烦。”我也没跟父亲说起过什么，我想父亲了解江青的为人。

我们在中南海的初次见面，挺出人意料的。那天，江青一看到我，就满脸笑意，一个箭步上前搂住我，在我脸上亲吻，亲昵得叫人起鸡皮疙瘩。她常常在人们面前夸我懂事，说我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还说我宁可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跟亲妈……

她还喜欢说过头话，今天夸我是绘画天才，要给我请个美术辅导老师；明天又夸我双腿细长、四肢灵活，得给我找个老师训练体操，可结果全无下文。我这才发现她的话只是在场面上说说而已，并不想真的实行。

确实，画画是我在苏联儿童院时就形成的爱好。

那天上美术课，老师让大家用水彩画西瓜，我集中精力细心地画着：圆圆的瓜形、葱翠的瓜皮、黛绿的瓜纹。画了外貌，我又画出切成三角的西瓜块：沙红沙红的瓜瓤，细黑细黑的瓜子，惹人咽口水的瓜香扑鼻而来……作业发还，我得了5分(最高分)!

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就把这得意之作一并寄上了。我想，母亲收到一定会高兴，一定会为女儿的进步骄傲!

可是，母亲出了什么事儿呢？都过好一阵了，怎么还不见她的来信？

这天，江青突然冲进我的房间。我放下笔，正想站起来，就听见她劈头盖脑地大声斥责：

“我问你，你用西瓜画来拉什么线？搞什么鬼名堂？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

一阵严厉的数落，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便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听她大声吼：

“你妈妈在你的西瓜画上写诗讽刺我，嘲笑我，辱骂我……反了你们啦!这事没完!我要组织上去处理这事。非处理你妈妈不可!”说完，她向外走去，忽然又不甘心地回过头来，狠狠地说：

“不光处分你妈妈，还有你舅舅，还有……还有你舅妈!都是他们出谋划策，是他们，在……在捣鬼……”她歇斯底里地叫唤。

我这才猜到，是我寄给母亲的西瓜画惹了祸，便据实说：

“那画是我的美术作业，是我寄给我妈妈的，这和我舅舅、舅妈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知道我的作业，也没有给我出过主意。”接着，我又补充说：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妈妈给我来信了。通信是我的自由，您没经我的允许，没有权利拆看妈妈给我的信。这是违法的。”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现在是她偷看了我的信，是她没理。我不和她吵。难道孩子给母亲看看作业也错了吗？

江青见我不仅没被吓住，反而冷静地说是她没理，就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这事没完，一定要处分你妈妈，看你还敢跳来蹿去的……”话没说完，就色厉内荏地走了。

我真为母亲捏一把汗!我不知道母亲在画上写了什么诗。假如母亲真为这事儿受处分，我得找父亲评理!有父亲作坚强后盾，借机找碴儿的江青不敢把我怎么样。

寒假到上海看母亲，与她说及此事儿，问组织上有没有处分她。母亲看着自己日渐长大的女儿，久久没说一句话。

此后，我仍不时给母亲写信，向她问安，向她讲述父亲的近况，向她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可是母亲再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江青割断了我与母亲的书信来往，而她大吵大闹说的那封信，那首诗，我至今未曾见过。

有一次，父亲还对我说：“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记得我离开母亲的时候，她一再嘱咐我：要听父亲的话，不要惹父亲生气。如果我令江青不高兴，她就会找父亲怄气。

为了一家和睦，母亲还给江青和妹妹送上海的衣料等礼物。只要江青能关心父亲，母亲甚至宽容地不去计较江青的恶意中伤。我爱父亲，我不想让他难过，更不想让他为家里的这些小事伤神，就把到嘴边的话，把闷在心里的苦，全咽进了肚子里。

不过，也有莫名其妙的时候。

那是1954年底的一个下雪天，江青把我喊到她的房间，叫我去劝父亲。原来，她要让人给父亲做件丝绵背心，父亲怎么说也不同意。她坚持要做，父亲发了脾气，她一时没辙，就让我去劝劝。

“你们之间的事儿，我怎么管呀？”一下子，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江青说。

我知道自己也不可能劝父亲做衣服，但父亲生气了，女儿应该去看看。

“爸爸，您好。您……”我来到父亲房间。

“哪个要你来的？”坐在沙发上的父亲，气呼呼地问。

“是江青叫我来的……”

“她叫你来干什么？”父亲看着我，语气缓和下来，“走，你跟我出去走走!”父亲拉着我就想往外走。我赶紧给父亲拿大衣、帽子，帮他穿好，一起出了院子。

我陪着父亲在积雪的南海岸走，风儿吹过，人的心情顿时好多了。父亲平静下来说：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还有棉大衣，还做什么衣服？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蛮不错了嘛!莫搞特殊呀。”

我们父女俩缓缓走着。

白雪皎洁，一片清凉……父亲的火消了。

对于我和岸青哥哥同时回到父亲身边，江青心里总像有根刺儿似的，要借故把我们从父亲身边挤走。得知大哥牺牲的消息后，二哥非常痛苦。他从小与大哥相依为命，在苏联又携手共进，形影不离。每每忆起往事、忆起大哥，他就悲痛万分，以致病倒了。江青马上借这个机会让二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父亲。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块儿沦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现在，他要搬出去了，要离开我了。我很难再常见他的面，更难再照顾他。以后，你就代我多多照顾岸青吧!”

有一次，父亲还对我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每每说起这些，父亲的神情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扰他的苦，他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一扇不向人敞开的窗。每每看到父亲这样，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能对父亲说什么呢!婚姻悲剧造成的不仅仅是父母亲内心的痛苦，江青还一直迫害着母亲，迫害着母亲周围的人，甚至也未给父亲安定的家庭生活。

仅我母亲一系：我的舅舅贺敏学被诬为“走资派”、“三反分子”，惨遭监禁，他的女婿也横遭批斗；堂舅舅贺敏萱被打成“假党员”，夫妻双双被迫害致死；贺怡姨妈的义子也被活活打死；我的母亲是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红军，竟是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但母亲并不畏惧，别人劝她小心说话，因为有人布控监听她的言语。母亲说：“生死线上过来的，我还怕他们这些人？笑话!”

在中南海的家里，每个周六的晚饭我们都基本跟父亲一起吃。他在，我们个个都特别高兴。但如果有江青在，气氛就变了，我们都变得谨小慎微，埋头快吃，以求早点离开，没必要惹她不高兴。说起来，大家庭也有大家庭的难处，并非什么事儿都好办，都顺心。

往事已经很遥远了，但一直没有失落。在父亲身边的日子，是交织着我生命的一部分，至今仍历历在目。

父亲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李敏的讲述很丰富，有些未能融入书里、却又不可忽略的，特在此录下：

笔者：您的父亲逝世后，您母亲当时的情况如何？

李敏：父亲逝世后，母亲悲痛不已。我和令华（李敏的爱人——编者注）从北京赶往上海陪她。“四人帮”被打倒后，母亲得到了解放，她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没想到，1977母亲忽然中风，左半身偏瘫。

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1979年6月，母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我的母亲第一次来到她为之浴血奋战的人民共和国首都，那是几十年间多少回她只能在图片、电视里瞩目的地方。

我和令华推着轮椅上的母亲，走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瞻仰了父亲的遗容。母亲做了个1.5米高的心形花圈献给父亲。花圈右边的绸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左边的绸带上写着：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75岁那年，一生受难，受难一生的母亲，最后平静地走完了她的路。

笔者：您对子女的教育秉承了父亲的原则。这里面，您印象深的还有什么？

李敏：我印象仍很深的是，1965年，父亲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最初，我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我想，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无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条件比一般的劳动大众相对优越些。怎么就成为“一大灾难”呢？

在我独立生活以后，我才领悟到这句话的内涵。父亲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容易使他们借助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仗着父母的权势自以为是，甚至妄视法律，胡作非为，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导致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害国害民。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吗！小而言之，父亲是教育子女，大而言之，是教导广大青年。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可以骄傲地说：父亲在儿女们的生命中，也深深根植了“人民”这两个字。

我觉得我们教育孩子，还要注重在实践中锻炼，让他们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不要人云亦云。什么事情你亲身经历了才有感受。比如一本书，你读完了，才能评说它的好坏。

笔者：从懂事后，您和您的父亲一起生活了14年，你们父女俩的相处，完全没有什么隔阂，您怕他吗？

李敏：我不怕他，但是我尊敬他。

笔者：您的父亲曾与您推心置腹地说：“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来承担吧……”当时的情景如何，您怎么理解？

李敏：我父母亲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性格。我的父亲曾形象地说过他与母亲的个性：“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丁当。”

有一次，我和父亲说起母亲的病、母亲的凄苦，说起母亲身边需要亲人照顾，说到难过时我有点责怪地对父亲说：

“谁要您当初跟……”话没说完，父亲就明白了，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低沉地说：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来承担吧……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了。”

父亲的心情比我还沉重，他的话，使我这个当女儿的真过意不去，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父亲病重的时候，几次艰难地用拇指和食指打成圆圈，向我询问什么，我当时不明就里，没说什么，后来才悟到，父亲是想问母亲的近况。母亲生于中秋，小名桂圆。

笔者：您母亲送给您的那条珍贵的红毛毯，现在还在吗？

李敏：母亲送给我的红毛毯，我保存到1973年末。

笔者：后来呢？

李敏：这就要说到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了。在江青眼里，我始终是家里孩子中被孤立、被疏远的角色。“文革”前三年我被迫搬出中南海，“文革”期间，也从来没和江青他们有什么交往。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要我发现了，总要想方设法找机会及时向父亲和中央其他领导汇报反映。因此，在“文革”中我也受到了迫害。

1973年12月，国防科委为我们这些被列入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的干部平了反。可是不久，父亲告诉我：“江青要抓你的‘五·一六，你要小心。”我想，真的要防着点才行，家里最遭忌的是父母亲共用过的红毛毯，这一定要珍藏好。我立即把毯子送到婶子家里，请她务必代为保管。后来婶子要还我，我说，您别给我，我怕丢了。

笔者：江青怎能抓您的“五·一六”？您的父亲允许吗？

李敏：最后的几年里，我们之间无法深谈，很多事儿，现在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笔者：您生长在领袖之家，这给了您非同一般的生活历练，请您为本书读者说几句话好吗？

李敏：谢谢!作为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今天的我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和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 李敏讲述方小宁采写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1定价：26. 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