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考有时候会成为大多数人依赖的信条

布尔迪厄在他的谈论电视的那本书中认为，电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时事新闻，这类新闻可以吸引公众，娱乐公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电视成为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有些人“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常识，也就是说其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先生的批评其实正在指向一种媒体权利。

越来越多的观众来信以及其他信息反馈表明，《时事开讲》的观点以及评论员们的声音正在成为大多数个体声音的代表。作为新闻明星制的副产品，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化意见会被作为“社论”甚至某一方面权利的代言。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公众人物，尤其是电视英雄正在成为他们思想的替代品，有时候介于明星与事实传递者的争论越来越多。

中国人对于电视有着天然的信赖。很难想象，内地电视台新闻中表达的会是某个个体的观念和倾向。内地电视媒体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弱化新闻播报者的个人色彩，他们使用轮换播报、甚至用较深的景别拉开播音员与观众的距离等等办法，不过是想让观众强烈地感觉到，新闻播音员仅仅起到传声的作用。

“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一直以商业路线为主的凤凰卫视却行不通。”凤凰卫视正在借助着“新闻明星与节目浑然一体的品牌，吸引观众”。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的电视方面的学者苗棣先生以及更多的人所说的不过只有一点，“新闻是一种巨大的公共权利，可通过明星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演化成某几个人的个人权利，隐约中总有些不妥。”

陈鲁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特别小心你的话语权。做新闻工作，你会发现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它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别人赋予你的，要小心使用，特别的重要，包括要对受众负责，还要对你写的事情与人负责。有时一句话可能会断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生。”

媒体最大的竞争是解释权的竞争

面对指责与讨论，曹景行却主张，评论员的权利就是自己的观点。只有个性化的观点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时事开讲》试图提供的“是一种你应当知道的权利”。也许主播应当具有公信力，剔除个人的色彩，但要把这样的要求放置到评论员的身上，起码是误解了评论员的作用。

曹先生认为，这个节目在当前国外的传媒进入中国的格局中，其实只是在努力争取一个“解释权”的问题。

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解释了《时事开讲》之类评论节目的最主要的功能。“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时事开讲》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不回避重要的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竞争对手的话，不是内地电视台的什么栏目，我们只是在与‘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解释权的海外媒体竞争，争夺对于一个事件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解读权利。”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询问曹景行，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时事开讲》这样一个深夜的枯燥节目。曹先生笑笑说，他们想听听我们的解释。

曹景行认为，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曹先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与更多的媒体的解释权之争中胜出。他所认为的竞争包括与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海外媒体以及流言与传言的竞争。曹先生在那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被提问到说有许多海外媒体认为，《时事开讲》更多的是以表扬与赞美大陆为主时，曹先生认为，为什么在遭到这样的质疑时，这个节目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关注，因为如果失去了客观，他坚信这个节目至少不会存在到今天。

这种独特的竞争在许多时候显然占了上风。

曹先生认为，如在关于“三个代表”及许多政治事件的解读上，我们显然要比其他的海外媒体更多一份能够为大陆观众接受的观点。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然比他们更接近大陆的真实。相反，大多数时候，相当多的海外媒体只是用简单思维去分析中国政治，非黑即白，有更多的局限性。

电视新闻评论面对商业化不可避免的困境

当然，评论员们仍然体会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受到的注意就越多，甚至会被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受到质询。批评家们关注的问题似乎走在他们的前面，但这也有利于评论员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徐友渔先生曾在评论电视的两面性中，认为受收视的影响，许多评论员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并指出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的，真正的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思考需要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受；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问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当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评论员们的“快思手”形象正在被观众抛弃。这部分遥控器正在迫使他们开始专业化的选择。《时事开讲》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起初，观众们会被评论员们广博的学识以及多方位的关注而迷恋，但对于题目的过多关注显出了他们专业准备的不足，越来越多的观众反对他们这种“万金油式”的讲解。但这样的讲解至少包括了他们对于事实的深层介入与表面化接触。电视制造了明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损害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请更多的专家来这个栏目做客。评论员们也正在电视媒体的功利性与个人的成就间寻找位置。曹景行、阮次山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何亮亮则在大国政治与军事方面独树一帜。杨锦麟以鲜明的个性化评论台湾问题、内地问题正在成为特殊现象。嘉宾朱文晖显然只在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才出现，至于邱震海则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但曹景行认为，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实际上，电视中的新闻评论就是“资讯快餐”，及时满足观众的需求。他们如果想听专家更深入的分析，自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电视不是全能的，凤凰卫视更不是“满汉全席”，不想享用“资讯快餐”的观众，可以把这只当成一道新闻宵夜好了。

评论员权利正在成为某个符号。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利用这个观点去作为自己的身份延伸。《时事开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但内容极其严肃的节目，仍然无法逃脱人们对其电视商业化附性的质疑。

《解密凤凰：凤凰卫视时事开讲影响力》师永刚著作家出版社2004.3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