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欢

有人预言：21世纪是“她”世纪，21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的女作家们以非凡的智慧、才华和勇气，以女性独特的声音加入到文学大合唱中，成为无法忽略的“亮点”和“热点”，为整个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女性文学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但表现在创作实绩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创作这种形式，“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①。在女性文学创作中，揭示女性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女性人生的深切体验，展示女性精神世界追求的作品，占有十分重要而醒目的位置。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就曾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预言：“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们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们用女性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审视自我，通过对女性现实困境的描摹和再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凭藉着对她们的深刻理解和同情，思索女性命运，寻求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一、女性生存的艰难

女性因其“第二性”身份使然，无奈地承受着远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不幸，长期挣扎于社会的边缘。“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②女作家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女性生的艰难处境，将女性生存的一幕幕苦难场景真实地呈现于读者眼前，直逼人心灵，引人深思。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一次大扫荡中落人魔掌，成为日军的随营妓女。后来她不幸染上性病，在身心受到极度大摧残的情况下忍着病痛为游击队送情报。可是当贞贞脱离虎口回到村里的时候，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村里一些妇女非但不同情她，反而认为她“连破鞋都不如……”，她们甚至比男性更疯狂地嘲弄贞贞的“失节”，把她视为”不祥之物”，“而且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不论丁玲的文字如何简单粗糙，政治意图如何直截了当，《我》很意外地透露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叮玲深刻地揭示出，即使是在解放区，“妇女解放”往往也只是空洞的许诺，根深蒂固的贞节观和男权思想不是轻易就可以“解放”：掉的，仍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革命“献身”的女性缺乏道德保障，她们的性别利益和革命利益存在冲突，在表面平等的革命阵营中女性是受压抑者和牺牲品。更为沉重的是，丁玲所揭示的女性困境，不仅在当时的解放区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存在，同贞贞有着类似遭遇的女性的苦难远没有结束。霍达写于八十年代的《红尘》，也深刻地剖析了落后的文化形态和封建意识导致的悲剧根源。女主人公德子媳妇在旧社会由于家境贫困被卖给妓院当妓女，解放后跳出了火坑，嫁给了拉车的德子，在一个无人知晓她往昔的胡同里过起了安谧的居家生活。然而当“大革命”来临时，当她在诉苦伸冤中将自己的不幸身世坦露给邻里们后，这个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苦人儿竟然被打人了与“地富反坏右”为伍的十八层地狱，最终家破人亡。这一切只因为她没能守住贞操，“不干净”，无论她是否心非所愿，无论她是否拼死抗争过。丁玲和霍达的这两部作品都说明：“妇女解放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变革，它不是仅仅靠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能完成的”^④，无数女性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千年来深深切积淀在人们心中的男权主义观念如鬼魅般徘徊在现实生活中。

二、女性价值的失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是被压在最底端的奴隶，是不存在任何个人价值的，“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女人的地位、价值、安全感、归属感完全系于男性。女人没有自我，没有主体地位，甚至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她们不可能也不敢去想像什么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有安然地服从，默默地奉献，谦恭地扮演着男性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从父母的女儿到结婚出嫁为人妻人母直到老死而终。思考着女性自我救赎之路的中国女作家们，更为直接、痛彻地感受到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和禁锢，将争取被男性异化的女性角色的解放作为她们创作的主要出发点，为改变女性作为性别奴隶的命运大声疾呼。杨绛借沈惠莲(《风絮》)之口，反抗男性无视于女性自我的存在，把女性看作男性的一部分，为男性作出牺牲的古老神话：“你早已吃掉了我，消化了我，所有的我，都变成了你，你，你!……我，我早巳没有了，成了你的一部分。除掉你消化不了的那一点点儿。”^⑤这为她丈大“消化不了的那一点点”便是她在“五四”启蒙之下觉醒的女性个性，她不再从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自己，而是用女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自己，这才发现自己已被他吞没大半，于是她拒绝继续无私奉献，拒绝做温柔的天使，拒绝这种被吞没被消化的处境。这是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心声，她深切地感受到男权意识对她们的压抑和自我的失落，道出了她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意识无处安放的深刻的内在困境。

女性意识的觉醒，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认识到，女性除了家庭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她们要进入社会、要为“自我”而存在，希望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来嵌入历史，打破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在自身价值的探寻过程中，她们又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事业与家庭的困惑。陈衡哲是最早对此主题进行理性思考的女作家。女博士洛绮思因为担心婚姻生活会影响事业而放弃了与志同道合的导师瓦朗白德的婚约，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洛绮思在夫妻恩爱、子女绕膝的梦境中，体味出心底隐隐的孤独失落和对天伦之乐的憧憬向往。女性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能否同时拥有幸福的家庭?什么才是走出家庭投人事业的现代女性真正的生命归宿?女性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洛绮思陷入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进入新社会，女性的自我发展在体制上得到充分保障后是否就彻底走出了“洛绮思问题”的困扰，能够拥有全面发展的完美人生呢?在八十年代的女性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陆文婷式的疲惫，是将事业与工作作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停泊地”的无奈。尽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表面上看，社会以法律和制度保证了女性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权利，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标准严重阻碍着这种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女性处在一种分裂状态中难以自拔：如果追求前一种价值标准，渴望有所成就，但是社会确认她们的标准会突然变成后一种标准；如果追求了后一个，“现代社会”对她们的标准又是前一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困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徐坤的《厨房》。枝子当时走出厨房时的义无反顾和她欲返回厨房而不能，耐人寻味。从一般女性解放的观念来看，当初枝子勇敢走出家庭，是对女性价值的大胆追求，然而当她事业成功后，为什么又要返回围城呢?是她对追求个人价值的行为懊悔了吗?是女性天性脆弱吗?是内心深处对男性的依附感吗?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和幸福家庭的渴望是人类正常健康的人生目标，男性事业成功可以夫贵妻荣，为什么女性要争取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就必须要放弃或牺牲另一部分?为什么女性事业的成功，往往要以爱情的失落、家庭的破裂为代价呢？为什么这就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命定的人生轨迹呢?由此可见，90年代的中国，男权中心文化观念仍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为追求个人价值的女性带来无尽的困惑和烦恼。

三、女性情感的困惑

爱情，是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然而，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男女两性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是孑然不同的。张爱玲曾不无同情和哀怨地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想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往往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惟一的目标，将她们全部的梦想和希冀都托付给爱情，矢志不渝地播撒着爱、耕耘着爱，然而在爱的这片土地上她们收获到的却很少很少。应当说，将爱置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女性尚未从男权社会的羁绊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女性情感的困惑首先是她们对爱情的执著和相伴而来的深深的失望。在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女权主义思想的作家张洁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爱的乌托邦轰然坍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与“他”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但“他”与“她”却永远在“她”与“他”精神世界里相随相伴，那镂骨铭心的“不能忘记”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那般神圣，那般纯洁，那般超凡脱俗，构筑起一个爱的乌托邦。《无字》中却已没有了对爱情的神圣呼唤，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爱情的怀疑与不堪重负，甚至逃离。吴为爱得诚挚、深沉、强烈、忘我，对对方由深爱而深信，由深爱深信而为之付出一切；胡秉寰爱得虚伪、轻浮、庸俗、自私，没有任何责任感，不惜以伤害和牺牲对方来维护自己。从对理想、爱情的神圣憧憬、热切呼唤、真诚追求到理想的破碎幻灭、对爱情的失望与逃离——在世纪之交，张洁将她亲手构建的美丽乌托邦解构成了一堆碎片。

女性情感的另一困惑是她们依照男性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改变自己，然而却得不到真爱甚至迷失了自己。凌叔华《绣枕》中的“大小姐”耗时半年，克服酷暑、疲惫等等困难，汇集四十多种彩线，终于绣成了一对巧夺天工的靠垫。她的辛勤劳作，倾注了一个大家闺秀对爱情和婚姻的全部美好寄托。然而当这对精品被父亲当作一个说亲的信号送到白总长家里，当晚就被白家少爷和玩牌的人吐满污物，恣意践踏得面目全非。绣枕正是对大小姐这样的闺秀的最确切的隐喻，尽管她们全力以赴地迎合男性审美价值，将自己塑造成符合男权文化“德言容功”内容的标准女性，正如那对绣枕般精美、典雅、无可挑剔，但她们的命运掌握在男性手中，只能在无法预料自身命运的无奈中自怜自叹——两年后，大小姐仍待字闺中。“绣枕”告诉我们一个凝聚着几千年女性惨痛经验的事实：女人永远是男人眼中或手中的一件物品，内里填充得再充实，表面装潢得再精致，作为“第二性”无可避免地要遭受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歧视。

女性在面对情感困惑时往往还要承受灵肉分离的痛苦。在中国，性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是丑陋淫荡的，与崇高美好的爱情无关，文学中所表现的性大多数是被扭曲的异化的，将性与情、灵与肉截然分开的。即使是以大胆和勇敢表现男女情爱关系著称的《旅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却“只是限于相偎相倚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极力克制自己的渴望，维护爱情的“纯洁”。而这所谓的“纯洁”爱情，是残缺不全的灵肉分离的。苏青将圣人之言机智地改了一个标点，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胆地肯定了被男权社会所漠视也被女人自己羞于承认的天然欲望，充分表现了她对男权话语的反叛和掌握女性话语主动权的自觉。《蛾》中的明珠，在空虚寂寞中喊出内心的要求：“我要……!我要……!我要……呀!”但苏青还是承认“我是个满脑子新理论，而行动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旧思想”一直支配着女性，使她们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不敢大胆追求灵肉统一的爱情。《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男女主人公平生连一次手都未握，竟然爱得如此“镂骨铭心”，如此“幸福”和“不朽”，让人震惊!女主人公把笔记本当做男主人公的“化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女主人公常常在他们“惟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散步，“去和他的灵魂相会。”这种虚无飘渺的爱，在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禁欲年代对人们身心的压抑和正常欲望的剥夺。

对异性爱的失望，许多女性便转入姊妹情谊中寻求慰藉。《海滨故人》中的小庐便是这样一个同异性隔绝的“女儿国”：以同性间的友爱筑起围墙，防守和掩饰对异性爱的欲迎还拒。然而同性间的友爱是如此脆弱，围墙内是一颗颗经不起撩拨的“女人的心”，空庐喻示着围墙的倒塌、“女儿国”的解体。80年代未到90年代，关于同性爱的题材再次进入中国女性文学的视域。代表作如张洁的《方舟》、王安忆的《弟兄们》、徐坤的《相聚梁山泊》等。《相聚梁山泊》中的九位优秀女性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都有相当的建树，柳芭曾经“离婚、结婚、结婚、离婚不停地折腾”，其他的女性想必也有过婚恋方面的不幸经历。她们仿效“梁山泊”式地聚义，她们在聚会时大声地称兄道弟，希望通过对男性称谓的僭越借用达到对男权的某种消解和颠覆，但就在她们“深深迷醉”于“酒汪汪的兄弟情分”中时，柳笆的情人，一个高大俊朗的男士出现在她们面前，刚刚还壮士断腕的姐妹豪情马上就“烟消云散、片甲不留、体无完肤”了。一位男性的出场将女性同盟的梁山聚义轻而易举化解于无形。无论是“女儿国”的解体、同性“方舟”的覆没，还是“弟兄们”情谊的溃败、“梁山聚义”的消散，充分说明女性用同性爱的方式拒绝男性来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从人类诞生那一天起，男女两性就共同创造和繁衍着人类文明，拒绝男性也就是拒绝人类的生存。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也无法离开男性，这是人的本质使然，女性解放的终极并不是拒绝男性，而是构筑起双性和谐的世界。

“我不是那种喜欢黑暗的人，我只是身处黑暗中，通过生存于黑暗、往返于黑暗、把黑暗付诸于文字，我眼前的黑暗似乎澄明起来……”^⑥生存于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处于困境而浑然不觉。中国女性文学中对女性困境的展示和思考，对于女性如何从单纯的生存抗争走向个体价值的追求，从迷惘困境走向明朗进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戴锦华，《诗歌的女性视野——关于<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多边对话》，《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17日

②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3页

③王德威，转引自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山版社,2002年，第85页

④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

⑤杨绛，《风絮》，转引自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263页

⑥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