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柏

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变革中，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们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随着日渐紧迫的全球化进程，他们产生了企业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迫切要求，也由此更迫切需要汲取更广泛的知识、研习别人的“成败得失”，用以指导自己企业的实践。于是，松下幸之助、李嘉诚、杰克·韦尔奇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成为中国商界的精神教父和管理楷模；托夫勒、德鲁克、尼葛洛庞蒂等一批世界级的商界思想家，同样在这个时段拓展、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模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唯西方的理论与经验马首是瞻，完全西化的管理模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发展中出现的特殊问题。中国企业吃洋药方致残、致死的现象并不鲜见。麦肯锡便有“南桔北枳”之叹，联通、实达、乐百氏、王府井百货、康佳等企业曾一度风风火火的“麦肯锡路线”走得并不成功。学GE受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德隆集团的唐氏兄弟、托普的宋如华、三九集团的赵新先都是如此。今年6月，当GE的前总裁、被尊为“全球第一CEO”的韦尔奇在北京与中国CEO高端对话时，“韦师傅”就耸耸肩，对TCL的李东生先生说：“TCL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不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学习、应用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原本就是照搬西方的。但当这些理论出现“水土不服”，现实促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寻找外援的同时，开始内省，他们打开厚重的历史典籍，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去寻找答案，领悟经营管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