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

一、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分析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推进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二是可以预测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势。三是可以正确判断国内外在这方面提出的值得注意和商榷的意见。

就已有情况看，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有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从经济周期运行的发展阶段来看，2004年是我国经济周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经济增速较高的年份，也可能就是这个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第二，从经济周期的运行形态来看，它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体高热状态为起点开始降温，而是保持国民经济总体一定程度上的过热，以局部过热为起点开始降温。这一点与以往各个周期有很大差别。局部过热主要存在于钢材、汽车、房地产、开发区等方面。这种过热，不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物价小幅上扬，而且使得煤电油运等基础产业的“瓶颈”作用再次突现。

第三，与上述两点相联系，在这次经济周期中，由过热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需要的时间要短一些。如果不发生重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情况，由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部分过热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大约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决定上述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因素，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在趋于完善；二是开放型经济已基本形成，并在进一步发展；三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趋于完善。

二、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发展的趋势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开始实施以反局部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针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存在既热又冷的状况(如需求方面存在部分领域的投资过热和消费需求不足，供给方面存在某些产业发展过快和农业发展过慢)，依据已经发展了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业已积累较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这是主要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有紧有松、松紧结合，以及有保有控、保控结合的灵活的区别对待政策。此外，这次宏观调控还具有及时调控、力度适当以及标本兼治(即与深化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紧密结合进行)等特点。正是上述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使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状况开始趋缓。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过高的投资率得到一定的遏制，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状况趋于缓解等。这表明在治理局部过热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就。

当前，局部过热并未完全改变，而且经济局部过热趋缓的基础并不牢固，“软着陆”尚未真正实现。其主要依据，一是经济增长率虽然下降，但并没回落到合理的增长区间。二是投资率虽然回落，但仍然偏高，投资规模也偏大。在这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今年前三季度，在建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975亿元，同比增长32.1％；新开项目投资35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因此，只要稍一放松宏观调控，投资率就会迅速攀升。三是价格上涨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投资率偏高，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较大，以及国际市场上油价飙升，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方面形成的消费物价上升压力仍然很大。四是这次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的投资冲动和企业的盲目投资扩张这样两种作用叠加形成的。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后一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前一种情况在经济改革(包括财政体制改革)一时还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也还会继续存在。这是当前经济局部过热虽然趋缓，但基础并不牢固的根本原因。

当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只是存在经济局部过热态势(这是主要方面)，还出现了反映通缩的一些新苗头。比如，今年8月末工业产成品库存增幅达到20.5％，比3月末上升2.7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增幅也达到16.6％。

这样，2004年经济局部过热的走势就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一两年内实现经济“软着陆”，使经济增速回到7—9％的合理增长区间。依据上述基本因素的分析，这是一种最大的可能。二是经济增速在有一定的下降后又出现反弹，使得“软着陆”夭折。三是出现调整力度过大的情况。

三、相关的政策选择

为了实现第一种可能性，并避免后两种可能性，除了要继续采取深化经济改革、调整结构和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这些兼及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的根本性措施以外，还要坚持并完善当前已经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当前，尤其要重视以下三点。

第一，在调控目标方面，在降低经济增速的同时，要着力抑制通胀率的攀升。在这方面既有历史经验，也有现实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次调整中，1992—199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2％、13.5％、12.6％和9.6％，呈现徐徐下降态势；而这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6.4、114.7、124.1和117.0，呈现出先是大幅上升、再下降的态势，直到1997年才下降到102.8。这表明，把经济的高增长调整到合理增长区间，只花了4年时间，而把高通胀调整到低通胀却用了7年时间。诚然，这次调整与那次调整有重大区别。但也呈现出某种类似情况。2004年1—9月，经济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但通胀率基本上是趋于上升的，而且当前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

在调控目标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要加强国际收支的调控。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大幅增长。这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成就。但超过了一定的“度”，它的负面影响就会突显出来。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已有显露。由于央行采取“对冲”的办法(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上解决了由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引发的基础货币大量发行的问题，从而缓解了通胀压力并抑制了投资冲动，促进了经济“软着陆”。但是，2003年外汇储备高达4032.5亿美元，外汇占款高达34846.9亿元人民币；二者分别比2002年增长了1168.4亿美元和11623.6亿元人民币；2004年9月末，外汇储备又增长到5145亿美元。这样外汇占款必会大大增加，8月已达42023.8亿元人民币，9月会超42500亿元人民币。当前，尽管央行已经采取多种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但终究难以避免基础货币的大量发放，从而成为增强通胀压力和投资冲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国际收支在宏观调控目标中的地位；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央行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可考虑在调节贸易顺差，加大资本输出步伐以及适时适度放松外汇管制等方面再多做些工作，以缓解由基础货币发行加大造成的通胀压力和投资冲动。

以上各点都是从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的角度说的。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第二，在调控手段方面，要尽可能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只是在必要的限度内运用行政手段。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作为经济手段的信贷政策，在推行有保有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法律手段在强化土地管理方面也起了显著作用。这两点就从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土地两方面切断了经济盲目扩张的源头，而且负作用较小。当然，必要的行政手段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三，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在运用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弱化它的扩张作用，实现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步伐，以弱化地方政府在推进投资膨胀中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近年来采取的紧缩措施，在实现经济降温方面已经起了显著作用。而这些措施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一段滞后时间。因此，货币政策也要逐步实现由紧缩取向向中性取向的转变。但无论是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转变，都要注意适时适度，既制止经济局部过热，又防止通缩的发生。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要逐步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特别是要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业已确定的对农业“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这既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又有利于改变消费不足和农业发展滞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