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地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队伍中的，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的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读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貌为冲淡，而实则热衷；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地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經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地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地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钮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哪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会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么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命运”，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么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像都曾苦劝过他，而凤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周作人，1885-1968，中国现代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鲁迅二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