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芳

廿年回眸

20多年前，葛洲坝工程二江电站首批机组已经发电，大江电站正在施工。在葛洲坝二江泄水闸旁，看着闸后浊浪翻滚的江水，我向客人介绍说，葛洲坝最大泄洪能力能宣泄长江1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客人听后都十分惊讶。说我是否英语说错了。中国人讲英语通常表达数字比较困难。他们说我是否多加了一个“0”，将洪水流量1万1千说成11万1千了。我说那真是没有说错!可能你们对这中国第一大河了解太少了!他们一面连声说是，可还是难以相信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那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葛洲坝这样伟大的工程!然后总是一连串的赞美声：中国人了不起，(建成了葛洲坝)你们中国可以建设任何一个你们愿意建设的水电工程。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长江第一坝经常出现的场景。

葛洲坝为何会令国外同行赞赏不已呢？我想个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当年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在世界第三大河上，第一次建成如此复杂的枢纽工程，制造了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葛洲坝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以来20多年，历经多次大洪水考验，葛洲坝工程依然安全、稳固，葛洲坝电厂和船闸都发挥了很好的效益。

鄂西鏖战

196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长办(据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国务院于1956年决定将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各局、处并人会本部，改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属国务院建制，业务工作由水利部管理。)时，我就被分配在长办水力机械处三峡组。三峡组的工作范围就包括三峡和葛洲坝，那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互为影响的工程。

1969年3月，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长办革委会生产组派遣，趁“清理阶级队伍”外出调查的机会，也顺便到哈尔滨电机厂宣传和讲述那时正在研究的三峡低坝方案(蓄水位150米)的要点，并向他们提出对低坝机组方案的技术要求，希望他们积极配合我们低坝方案的比较研究。那天，号称“东方莫斯科”的东北大都市，天空阴霾，寒风瑟瑟，在昏黄的灯光下，拥挤在车间内一间大屋子里听我介绍。个中有陌生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也有我熟悉的可还没有“被解放”的“走资派”。大家冷冷地听着，没有过多地提问，会场气氛显得冷漠、悲凉。

转折点是在1969年10月。一位关键人物是张体学，那时他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的影响下，葛洲坝工程终于上马。

我是主动争取到宜昌参加鄂西工程指挥部组织的葛洲坝初步设计要点报告阶段的工作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三反一粉碎”阶段的1970年7月，当时鄂西工程指挥部的设计工作还没有机电设计人员，革委会的军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到达现场。我们在中午离开汉口，乘敞篷大卡车出发。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才到达宜昌镇镜山下，住在当时刚刚完工的宜昌老干部休养所(葛洲坝工程开工后曾改为医务所和幼儿园)。7月酷暑，夜晚和白天一样闷热。办公和住房都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内，只有自带的芭蕉扇，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小小的窗子，不开不行，开了也不行。窗外数步处的厕所，发出奇臭，绿头苍绳和嗡嗡蚊子，窗闸一开，似流水般全都涌进来了。好在我们同来的机电、金结专业中没有一个女性，白天、晚上都是赤膊上阵工作，汗流如注，毛巾湿透得都拧出水来，汗水把水泥地湿成一片。晚上还照常工作到深夜。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们赤身裸体，在月光下舀出储水缸的凉水冲凉，还相互戏称是“浪里白条”。处于文化大革命漩涡中我们的两只手，习惯了只会抄写大字报，至少两年没有拉过计算尺(那时最时髦最精确的计算工具)。此时不得不边看计算尺说明书边进行设计。就这样，我们新到的和已在工地1年多的长办设计科研人员，在湖北省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安排下，原来规划葛洲坝机组的单机容量只有7.5万千瓦，电站装机容量只能是150万千瓦的设计方案，经过专业设计，机组单机容量提高到10万千瓦。单机容量还能再增大吗?他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我。那时我们从极其匮乏的技术资料中，知道欧洲多瑙河上有一个铁门水电站，水头比葛洲坝高，单机容量已经达17.5万千瓦。加大单机容量，减少机组台数，对枢纽布置、减少工程量和增加工程效益是十分有利的。这样，能否进一步增大机组容量成为影响工程全局的关键问题之一。

端倪初现

1970年7月下旬，接到四川东方电机厂革委会电报，要求我们去德阳介绍和讨论国家“四·五”计划中安排给他们厂生产的葛洲坝20台7.5万千瓦机组任务，我们正拟去四川，结果他们的电报先发过来了。在鄂西指挥部技术负责人文伏波主持下，邱忠恩、殷瑞兰、梅开志和我参加，对赴德阳介绍葛洲坝工程情况，统一了口径：葛洲坝蓄水位60～65米为第一方案，汛期——汛后蓄水位都为65米为方案二，机组要能适应在5.6米～26米运行水头范围内运行。在出现洪水达10.5万每秒立方米时，机组必须做到不停机，照常能发电。单机容量应大于11万千瓦(水轮机转轮直径10米)和大于13万千瓦(转轮直径在10.3～10.6米之间)两种方案。目的是增大机组容量，减少机组台数，使枢纽布置上少占压粘土质粉砂岩的基础。但要考虑长江泥沙磨损和防飞逸措施。过机流量大，进水口闸门尺寸大，要求取消快速闸门。发电机转子风冷，定子采用水冷方式等。

7月24日，肩负着葛洲坝机组研讨的责任，我独自一人赴四川，第一次离开宜昌溯江而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大西南三大动力之一的东方电机厂。到达的当天下午，就赶到东方电机厂技术连见面、汇报，并就工作日程作出安排。

第二天，7月29日，在四川东方电机厂，我第一次登上技术连的讲坛，由我向技术连有关班组全体人员作葛洲坝工程介绍。那天我这个“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年轻人，从葛洲坝的规划思想、基本资料、初步方案、技术要求到工期安排，整整讲了2个多小时。会场上静静的，只听见我一个人的声音。及至介绍结束，当我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来结束我的介绍时，会场上顿时群情振奋，响起阵阵的掌声。

当天下午，厂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刘怀春副主任会见长沙设计院的李道高、北京设计院的邓希临和鄂西水电指挥部(长办)的我。他俩是分别来东方厂谈湖南的花木桥电站和阿尔巴尼亚费尔泽毛泽东电站的。刘怀春侃侃而谈，我在一旁详细作笔记，一边侧目端详这位瘦高个的北方人。他说8月份水电部和一机部要就国家“四·五”计划机电产品召开预安排会，一机部军管会要求1973年拿下葛洲坝，在1973年12月26日毛主席80诞辰时发电献礼。谈到东方厂，他如数家珍。他说，现在东方厂有4680人，400多名家属工，投资不到一个亿。但队伍还不过硬，经验还不丰富，出的废品还多，援阿机组大轴有的轴孔也车大了。现在是年轻人干活，还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政治和技术都过硬。刘怀春欠了欠身，诚恳的欢迎我们来，感谢设计院到工厂来。他说，我们要向全厂讲，我们有援阿(阿尔巴尼亚)的国际主义，又有葛洲坝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能干出来。听到这位从哈尔滨电机厂保卫科长干上来的东方电机厂副厂长的坦率言语，听说他常在深夜披着一件破棉袄出现在车间里检查工作解决难题的议论，对这位坦诚执着的领导不禁肃然起敬。

厂里洋溢着一种喜庆气氛，从上到下都似乎憋住一股劲。说干就干，从7月30日开始直到8月3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我把宜昌工地的要求和工厂里的设计工作紧密结合，我和技术连指定和我工作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王荣昌一道，从机组总体设计开始，一步步落实。我们一起首先到水轮机模型试验班(那时是班、排、连编制)讨论初选的A30转轮模型资料，我们一起下到重型加工车间讨论大型环形部件顶盖、座环的加工，我们一起来到工艺和强度计算班讨论转轮叶片和转轮体的强度和加工工艺以及15锰钼钡铜新材料的性能，我们一起赶火车去过成都铁路局讨论最大运输部件即水轮机不能分半的部件——转轮体的运输方案。在技术连，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开过多少次，已经记述不清。一个月紧张有序的的工作，结论只有一句话：葛洲坝转轮直径11.0米的单机容量17万千瓦的转桨式机组，是可以在东方电机厂设计、制造出来，并可以通过铁路运到湖北宜昌葛洲坝电站的。就象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一样，观点明确，清浊分明。1970年8月29日我们共同写出“长江葛洲坝水电站水轮机选型的初步意见”，8月30日打印成文件。8月31日，我离开德阳原路赶回宜昌。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尺寸的水轮机第一份正式文件，署名的是“一机部东方电机厂1970年8月30日”。实际上，原来署名是考虑合署“一机部东方电机厂”、“湖北省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但最终应我的要求取消了。理由也很简单，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技术员，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初步意见”没法及时得到主管单位领导的批示。再者我心里也不够踏实，不能肯定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个文件，会不会认为我们是头脑发热，甚至是发疯了：水电龙头老大苏联转桨式水轮机才做到直径8米、9.3米，低水头的苏联萨拉托夫电站运行的是世界上最大尺寸10.3米的水轮机，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制成直径8米的水轮机呢!“初步意见”却振振有词说，超过苏联大型水轮机的、11.0米直径的葛洲坝水轮机能制造出来，谁会相信呢?也是为了不惹火烧身，留有退路，我说就署东方电机厂自己吧!东方电机厂将这份文件上报一机部，我则带上这份经过打印(是用复写纸打印的)和盖上东方电机厂大印的文件赶回宜昌，向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汇报。于是这份机组设计的成果就作为当时葛洲坝枢纽布置和决定工程规模的依据。这个工程设计方案，就是单机容量17万千瓦，装机12台，总装机容量204万千瓦。也就是用于上报的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编制的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工程方案。也是随后由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关于拟建长江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中的工程方案。

就这样，转轮直径11.0米、单机容量17万千瓦的转桨式水轮机，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北京1030

返回武汉长办大院后，按长办专业归口的原则向机电设计处及专业组汇报了在现场工作的情况及结论。但由于直接的领导关系是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这些领导对这17万千瓦机组方案都未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认可。“文化大革命”空话连篇，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秋尽冬来，我们就象以往做完任何一项工程的初步设计那样，也许结果是把成箱整柜的“报告”束之高阁，尘封永远。在六十年代那个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几乎没有新水电工程开工，我们做这样的“练习设计”实在太多了，谁也没有奢望葛洲坝真的会开工。

1970年10月中旬某一天上午，文伏波通知我说，张体学来电话了，下午要他赶到宜昌。文伏波要我和他当天下午乘车队的车去宜昌。那天运气不佳，未到潜江汽车就抛锚了，司机说是刹车管漏油不能走了，只能在潜江暂过一宿。第二天下午到达宜昌镇静山下，立即进入紧张工作，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上报中央的报告做准备。

11月下旬，鄂西水电指挥部接北京通知，一机部、水电部要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葛洲坝机组会。会议于1970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一机部电工局的女副局长张本鸿主持会议，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和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讲话。水电部林汉雄和一机部曹维廉也讲了话。出席会议的有湖北省革委会生产组、黑龙江省第一工业局、哈电、一重，四川省机械局、东电、二重，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和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共11个单位36人。

周子健在讲话中谈了他在10月30日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讨论葛洲坝工程的情况后，要求大家大力协同，抓紧工作。会议最后通过了“一机部、水电部关于落实葛洲坝水轮发电机组设计、生产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机组采用A30转轮，转轮直径1l米，额定水头18.6米，单机容量确保17万千瓦。会议按“二年半发电、四年零九个月全部建成葛洲坝水电站”的要求，明确了：葛洲坝机组的设计、科研和生产任务由东方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和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共同承担，……组织大会战，大力协同。山东方电机厂负责组织东方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等单位和电站有经验的安装、运行、维修老工人及技术人员组成联合设计组。联合设计组在东方电机厂革委会领导下，由军、干、群(老工人)、技术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实行集体领导。明确东方电机厂革委会主任宓一峰为组长，哈尔滨电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庞秀全为副组长，水电部还应指定厂名同志为副组长。要求东电、哈电在1973年一季度各完成第一套水轮发电机组，武汽轮发电机厂于1973年内生产出第一套水轮发电机组。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把东方电机厂排在前面，负有组织的责任，那可能是这位宓一峰，原来就是一机部西电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东方电机厂在17万千瓦机组前期准备中又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哈尔滨电机厂原拟在北京这次会上提出单机容量更大的方案，转轮直径12.6米，单机容量22.5万千瓦。在会前的协调中最后被劝说没有拿到会上讨论。东方电机厂也有人提出2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但也有人担心11米直径的水轮机发不足17万千瓦。尽管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最后还是同意按17万千瓦进行联合设计。由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保密要求，会议的名称就以同务院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日期为代号，称为北京“1030”会议，葛洲坝17万千瓦机组当时就称为“1030”机组。

德阳2050

为了赶赴东方电机厂参加联合设计，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组织了更多的规划、厂房、机电专业设计人员开赴四川。1970年12月15日，我们一行乘东方红37号客轮离开宜昌，昼夜兼程，12月18日上午8时到重庆登岸，旋即赶上火车，12月18日深夜23时14分到达德阳。这时，各路“水电英豪”都到了，共有13个单位近百人。他们中有来自水电部安装四处的千人和技术员，有来自装有最大转桨式水轮机的富春江、西津、陆水水电厂的运行人员和检修工人，有来自当时最大水电厂刘家峡、丹江口、新安江的运行工程师和老工人，有来自当时全国唯一投入运行的山水冷水轮发电机的响洪甸水电厂的厂长和工程师，哈尔滨电机厂以庞秀泉为首的各专业齐全、老工人和工程师配套的设计队伍已先期到达。东方电机厂作为东道主，以逸待劳，把当时最好的德阳旅馆全包下来，把最好的几间办公室调整出来，使参加机组设计大会战的队伍，有尽可能好的住宿、办公条件。

行前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没有明确由谁代表指挥部担任联合设计组的副组K，所以在大会战联席会议上张本鸿局长指定李长荣和我代表水电部系统担任联合设计组副组长。

就在德阳联合设计期间，1971年元月31日义伏波从宜昌打来的电话中传来了毛主席1970年12月26日对周恩来总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上程的批复(送审稿)》的批示。文伏波在电话中说，按中发[1970]78号文件，葛洲坝装机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安装12台17万千瓦机组，五年建成。还明确葛洲坝工程按保密要求，以毛主席1958年视察三峡的日子，3月30日取工程代号为三二O工程，并成立三三O工程指挥部，统管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隆冬腊月，在17万千瓦机组设计大会战的德阳，尽管气温没有低到零摄氏度，但成都平原的湿度大，人们感到寒气袭人，寒风刺骨。办公室尚有炭盆取暖，旅馆内湿冷的被窝使人难以入眠。来自北京的，东北的．手上都长了冻疮，红肿肿的，发痒发痛。大家都有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受到强烈的事业心的激励，全不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100多人在一起分组进行紧张有序的工作。其中争议最激烈的是用A30转轮模型，选用11.0米直径，机组能否发出l 7万千瓦？4个叶片的转轮能否在27米运行？沈阳铸造所的新材料15锰钼钒铜是否可来浇铸叶片？讨论是热烈的，有时发展成几十个人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2050”这个水轮机选用的单位流量数字。这是保证达到17万千瓦的关键。A30是哈尔滨电机厂开发的水轮机试验模型，有比较好的性能，东方电机厂用的是A30的试验成果资料。“东电”当初大部人员来自“哈电”，“东电”和“哈电”既是亲兄弟又是竞争对于，有着厂丝万缕的关系。“东电”在17万千瓦机组前期工作中又已先拔头筹，“联合设计”又在四川，激烈的辩论除了技术上的争议外，还有点摆不到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东方”争论说，只要A30资料可靠．用"2050"就没有问题，17万千瓦就有保证。“哈电”则争论说，“东电”选用的参数“冒了”。在工程技术问题上，来不得一点虚假．这是作为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哈电”后来经过对试验资料的核对，找出了原因，澄清了他们在用手工绘制A30试验成果时错画了一个方格，使提出的试验资料的单位流量数宁偏大了。经过争论，澄清了问题，统一了认识。为更有把握保证17万千瓦机组容量，水乾机转轮直径由11.0米增加到11.3米，机组转速每分钟；4.6转。经过两个月联合设计，完整的一套17万千瓦机组扩大初步没计的成果完成了。

5月的武汉，花红柳绿，气候宜人。1971年5月12日，三三O机组扩大初步设计方案审查会议在湖北武昌洪山宾馆召开，一机部军管会胡茂睇委员主持，三二O指挥部史维汉副指挥长，水电部张彬副部长讲话。我作为设计人员的代表电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为做好审查会议的准备工作，5月7日，联合设计组与会人员召开了预备会，讨论联合设计结束以来两个月所做的补充上作，特别是对水轮机转轮直径究竟应采用11.3米还是11.6米作详细汇报，这是又一轮水轮机尺寸的大辩论，情况也越辩越明。在这期间，一机部沈鸿副部长也从丹江口来到武汉，他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讲了话，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今天(5月7日)上午6点半丹江口水电厂3号机发了电，带上了12.5万千瓦，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但还有些毛病，振动比其他两台(从二门峡电站拆装过来的苏联制造的15万千瓦机组)大些，要研究研究。针对我们在讨论中强调葛洲坝机组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沈部长告诫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弄巧成拙。他举例说，中国人吃饭用的筷子用了两干多年，现在还在用，外国人也学着用，你说是先进还是落后?要求我们不要什么都盲目追求用先进的。可靠的就是先进。他风趣地说：“人并不全面，也不先进，人听不如兔，跑不如马，看不如猫，嗅觉不如狗，鸟能飞，人能吗？”这是何等深刻的哲理，30多年来我仍不会忘记。

这次审查会再次确认了水轮机的转轮直径为11.3米，水轮机额定出力为17.53万千瓦，转速每分钟54.6转。

1971年5月底，水电部、一机部、交通部组成赴罗马尼亚铁门电站考察组，到欧洲多瑙河上的铁门电站，考察枢纽布置和工程施工，考察双线两级通航船闸，考察水轮机转轮直径9.5米、单机容量17.5万千瓦，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大型转桨式机组。并以此为参考依据，于1971年8月在叫川德阳义一次全面审核修正了葛洲坝水轮机的设计。

走向转机

1972年11月，周总理在病中三次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汇报，做出三项决定：明确工程设计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负责，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对国务院全权负责；成立葛洲坝工程委员会，对施工及质量负责，下设工程局，负责日常施工；葛洲坝工程要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修改初步设计期间，上体工程暂停施工。

在这以后，这个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水轮机方案又经过一系列的修正：

按15锰钼钒铜材料浇铸出来的单个净重40吨的大叶片，某些重要机械性能不合格，可焊性差，不宜使用，改用含镍铬的不锈钢材料。这是我国在大型水轮机叶片上第一次采用不锈钢材料。

水轮机尾水管的高度也相应加长了，由2倍水轮机直径增加到2.3倍，保证能发足17万千瓦的铭牌出力，还留有适量裕度，电提高水轮机的空化性能。

在湖北蒲圻陆水电站还做了直径3.3米的葛洲坝转轮的真机试验，两个叶片用15锰钼钒铜材料，两个叶片用含镍铬的不锈钢材料。当水头达到26米时，测量了转轮的动应力。将试验结果换算到葛洲坝水轮机，当运行在最大水头27米时，水轮机叶片的应力仍然是安全的。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戏称为，信者当然信之，不信者必然不信之。因为那些原本相信在27米水头运行应力没有问题的人，认为试验结果已经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肯定可以在27米水头运行。那些原本认为强度不够的人，认为这次试验仅仅足一次短暂的运行而已，一点也不能说明以后长期运行没有问题。

1974年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17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目前尚不能满足最高水头27米的要求，但在23米可以安全发电，明确已投料制造的2台机组，安装在二江电站，当水头大于23米时作为试验，以取得经验。二江其他5台为5叶片直径10.2米单机容量为12.5万千瓦的机组。

1974年5月24日，一机部正式发文明确，2台17万千瓦机组由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制造。

1974年10月，葛洲坝工程复工。

1975年7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确定容量由204万千瓦增加到221.5万千瓦。

1981年7月30日，葛洲坝第一台机组(17万千瓦)投入运行。

1982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12、13次会议决定，增加大江电站50万千瓦装机，葛洲坝全电站最终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

1983年7月，二江电厂包括2台17.0万千瓦在内的7台机组共96.5万千瓦全部投产，第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988年12月6日，全电站271.5万千瓦的21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

奇葩争艳

在葛洲坝机组修改设计时，国外一份权威刊物载文称，转桨式水轮机的晨经济转轮直径是8米，超过8米工厂制造就不经济了。细读该文，主要是从每千瓦容量所耗费的工程材料的公斤数来衡量的。我们的设计原则是从工程的全局出发。从整个工程的规模、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比较出发，水轮发电机组只是枢纽机电设备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用直径更大的水轮机，对工程整体是有利的。从1981年8月葛洲坝第一台17万千瓦机组投入运行起。至2003年12月的22年间，11.3米转轮直径的2台17万千瓦机组，曾在最人水头26.5米运行．最大出力曾达到18万千瓦。

欧洲多瑙河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共有的铁门水电站，我称之渭欧洲的葛洲坝。就象葛洲坝位于长江三峡出口一样，铁门电站位于多瑙河铁门峡谷的出口。葛洲坝与铁门的总体布置一样，也都是“一体两翼”布置方式。河床中间布置泄水闸，其左右两侧建电站厂房，靠两侧岸边布置通航船闸。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两座厂房内，各装设6台直径9.5米的17.8万千瓦的水轮机组，其中由苏联制造9台，由罗马尼亚制造3台。1970年6月开始投入运行。1997年着手研究进行机组改造，2003年左岸罗马尼业厂房内，有4台机组改造完成，单机出力由1 7.8万千瓦增加至20万千瓦。

南美洲阿根廷与巴拉圭之间的界河巴拉那河上，由阿根廷建设的亚舍列塔水利枢纽，我称之谓南美的葛洲坝。长江有个岛名叫葛洲坝．巴拉那河中也有一个岛就叫亚舍列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亚舍列塔河床中央为泄水坝段，两侧厂房共装设转轮直径9.5米的单机容量13.8万千瓦的转桨式水轮机20台。水轮机山美国福依特和加拿大GE制造。由于资金困难，工程一再推迟。1994年投入运行，1998年才得以全部建成。

1981年12月，我作为教育部派出赴美国的访问学者，到美国宾州约克市的阿里斯一查尔摩斯公司(Allis—Chalmers)进修水轮机时，曾与当时的水轮机部经理华福林先生，就是那位在九十年代创建上海希科水电公司的关键人物，谈到过已经投入运行不久的葛洲坝17万千瓦的转桨式水轮机。我为此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制成了这样大的水电机组。那时Allis—Chanlmers公司制造过最大尺寸的转桨式水轮机，装设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州邦纳维尔电站第二厂房内，是转轮直径8.3米单机容量6.6万千瓦的转桨式水轮机组。而制造过的转轮直径最大的混流式水轮机，正在那著名的哥伦比亚河上．美国大占力第三电厂厂房内运行，转轮直径达9.86米，单机容量为当时世界之最，达70万千瓦。他说，你们制造出四个叶片转轮直径11.3米的水轮机，很值得骄傲，但你们水轮机的综合性能例如水轮机效率呢?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差距。我们葛洲坝水轮机能达到的最高效率是92.5%，而也是在1981年；月发电的邦纳维尔第二电厂，Allis—Chan—limers的水轮机效率却比这个效率要高。

毫无疑议，中国人有能力设计制造出这世界上尺寸最人的巨型水轮机组。

但，我们水轮机的效率和综合性能与他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水轮机的关键部件—一叶片，是砂型铸造后，手工打磨交货的。而他们制造的叶片，是用数控加下机床加工出来的，表面光洁，型线精确，效率当然就高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乱世中，基本建设程序打乱了，设计无人负责，施工不顾质量。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葛洲坝主体工程停工，修改工程设计后，工程建设走上正轨，所谓“拨乱反正”。在修改没计后，工程布置上采取“一体两翼”的总布置方案，采用“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办法，解决厂通航条件和泥沙淤积问题。挖除葛洲坝小岛，加大了泄洪能力。在软弱地基上，为建设大流量泄水闸解决了消能防冲难题。长江第一次导截流工程，为中国大江大河导截流工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采用人工繁殖，解决珍稀鱼类中华鲟鱼的保护问题。我们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设计制造了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和金属结构闸门。

这一切，使葛洲坝工程获得国家多项工程奖项：二江工程获国家级优秀设计奖；二、三江工程及其水轮发电机组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其中东方电机厂王荣吕、哈尔滨电机厂何显荣和长办杨贤溢等获得特等奖金质奖章。

葛洲坝工程的成功，造就了文伏波、梁应辰、窦国仁、谢鉴衡、郑守仁、梁维燕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十。葛洲坝工程的成功，演练了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组织和施丁队伍。在廿世纪九十年代开工建设的三峡工程，无论是设计研究，设备攻关，以及在施工现场的浩浩施工大军中，都看到了这支经过“实战准备”的队伍的身影。

1999年，我在宜昌会见参加三峡工程上变压器投标的厂家时，一位名叫宓传龙的西变公司总工程师引起我的注意。姓“宓”的人实在太少。我问他是否认识一位叫“宓一峰”的人。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他就是我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去世时念念不忘葛洲坝，念念不忘“2050”。宓一峰退休离开德阳时，叮嘱当年参加联合设计的蒲成林给我写过一封信。革命一辈子曾担任许多重要职务的的宓经理，却以曾经担任葛洲坝17万千瓦机组联合设计组组长而含笑九泉。

在那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研制的葛洲坝11.3米转轮直径的水轮机，在世界水电行业中独占鳌头。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说：中国葛洲坝水利枢纽转轮直径11.3米水轮机是世界上最大尺寸的轴流转桨式水轮机，出力17.55万千瓦。”

斯世奇葩，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