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策

北京一家报纸曾经报道了一条消息，说一名叫邱传友的33岁的外地来京打工者，发烧38.5度，在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晕倒。因怀疑他患了非典，被急救医生送到医院发烧门诊，但他却竟乘人不备，逃之夭夭。而同车的60余位乘客也未经急救人员的检查和登记，便慌忙四散而去。

读罢这条消息，患者和同车乘客集体“大逃亡”的做法实在令人震惊。非典的出现，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但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还潜伏着人们多少年来所积淀下来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那么在灾难时，人们就很难表现出应该具有的责任心和荣辱感。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国刚刚针对非典和其他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制定颁发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立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既然是法律，人们就应自觉地遵守。但遗憾的是，不但病人逃走，就连公共汽车上的60余位乘客也“集体逃亡”。这就给公共卫生埋下了新的隐患———可能造成新的传染源，进而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记得在北京非典流行的初期，不少外地民工纷纷离开北京躲避疫情，但大多数的民工却留了下来。他们认为，既然党和政府已发动群众万众一心抗非典，那么战胜非典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将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说，如果在家乡发了病，不但会祸及亲朋好友，还会造成传染源的扩散，那国家防治这个病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