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妻刚从乡下进城，我在宣传部当临时工，妻在食品公司上班。吃住困难自不待言，最大的难题就是生活用煤。那时什么东西都靠户口簿供应，而我家只有妻一人是城市户口。按当时本地的规定，单人是不发煤炭证的，所以，我们日常烧的煤饼全靠求人批条子。妻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这个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上要调我到离城一百多里的乡下工作。作为临时工，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反而有点受宠若惊。所以当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满口答应，说：“坚决服从!”领导问：“有什么困难吗?”我不好意思地抓抓头说：“就……就是家里烧煤有点紧……紧张……”领导呵呵一笑说：“这好办，解决你200斤煤炭计划。”我开心死了，当天下午就把煤饼买回家。那时候的我真的好单纯啊!也不仔细想想：这200斤煤烧完了怎么办?为什么不向组织上提出解决我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户口一解决，不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吗？我以为妻一定会抱怨我，但我低估了她，妻不仅没有抱怨我，还说：“领导叫你下乡就下乡，为什么要提煤的事，太不应该了!”我说：“不提煤炭的事，你在家烧什么?”妻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放心下乡去，烧的问题我会自力更生的。”

尽管妻信誓旦旦，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到妻的单位，向妻询问，而她每次都是笑吟吟地回答：“有煤烧呢，前天我刚找人批过条子。”我心里一乐，想：真是环境改变人，妻也学会厚着脸皮去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