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良

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的《读书》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谈话，一是纪念曾昭抢先生，一是纪念潘光旦先生。费老自谦地说：相对他们二位自己是“晚一代”的人，并且说到上一代人的主要特点是爱国、爱学术，能做到“推己及人”，还说这个“己”是“SELF”(我的理解就是“品质”)。费老说：他们两代人“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看了这两篇谈话，想想做为费老的学生和后代，我们与费老一代人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建国初期，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费老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这位副院长不是挂名的，而是认真办事的。

记得学院西郊的基建工程，设计人就是由费老特邀的梁思成先生，以梁先生的造诣，建筑自然是经典之作。民族学院的礼堂及几座教学楼、办公楼，都建得飞檐流丹，娉婷可爱，后来被定为仿古建筑的典型。这些精美的古典式建筑与梁思成先生的名字分不开，其实也包含了费老的心血，与费老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当时的藏族学员、学生会长杨炎候曾说：“费先生对建设民族学院功不可没。”

中央民族学院的首批学语言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大学文科调来的，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这批学生的专业是学习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记得当时费老为此煞费苦心，多方奔走，邀请大师级的著名教授来上课。现在回忆起来的有罗常培、吕叔湘、袁家骅诸先生。罗先生讲授语言学、吕先生讲语法学、袁先生讲语音学。中央民族学院首批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生，正因为接受了这些大师们的教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才能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研究、推广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记得费老在一次讲话中曾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那里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是一座座金山、银山，有待你们去开创挖掘。他的这些话，至今仍响彻耳底，记忆犹新。大家也听说老费年轻时，深入瑶山，调查研究，不幸受伤，因而失去了夫人，但仍义无反顾的故事。这些都激励着同学们，大家学习费老的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磨难，一生奔波于深山密林、戈壁荒原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还记得罗常培先生第一次来上课时，是由费老陪同的。费老不仅介绍了罗常培先生的简历及学术成就，还亲自为罗先生脱大衣、搬坐椅，极尽“后辈”之礼。这一切细节，都给学生们以深刻印象，从中学习到尊师做人之道。还有一件事，印象更是深刻。费老为了各族青年学生们的健康，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特别邀请清华大学马约翰先生来作体育锻炼的演讲。那是一个严冬(五十年代初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费老陪马先生走进礼堂，马约翰先生一头银发，却红光满面、眼光有神。上身穿一件白衬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衣，领口系一黑色领花，下身穿一件半短的缩口呢裤。礼堂舞台的台阶有七、八级，马先生却两步跳上台去，还未开讲，已使人觉得精神矍铄、气骨豪劲。当讲完锻炼方法、生活规律之后，马先生要给大家示范如何做运动后的按摩，问谁上台来帮忙示范?费老在台下问：我可以吗?马先生说：当然可以。费老就纵身上了讲台，躺在上面，马先生则边讲解、边在费先生身上做示范，大概有20分钟。台下，大家先是惊奇，后是感动，因为都知道，费老是为了大家身体的健康啊!记时80年代中期，在四川凉山与一起在首期军政班学习的彝族同志谈起此事时，他还感慨地说：我的健康身体与马约翰先生的报告有极大关系。马先生这套运动方法及生活规律，使大家受用一生，费老可谓用心良苦。

新中国成立后，费老在民族学院时间最长，经历了种种运动。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6年两次风潇雨晦的日子里，费老都深受其害。但他襟怀宽广、气度恢宏。运动中，家中保姆不准用了，有时就看到费老自己挎一个竹篮，排队买菜，还与周围的人有说有笑，心情闲适，无异寻常，俨然是老百姓的一员。大家望而嗟叹，心目中自然想到祸福荣辱，不足萦怀的高雅品格，想到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学家。后来费老做了国家领导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仍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晚饭后，他出来散步，见到熟人和他的学生们，也还是热情招呼，说说笑笑。虽然大家知道他时间宝贵，但仍愿向他问候一下。这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位高不亢、平易近人，故人自有故情在!使人不禁想起“布衣宰相”。

前些年费老去云南，那里有他的很多各族学生，其中就有中央民族学院毕生的。学生们知道费老到云南后，一定要见他。见面时，费老仍是循循善诱，肯定大家一生扎根边疆，不畏艰险的做法，鼓励大家要与少数民族人民打成一片，为少数民族服务到底。

总之，每次见到费老或想起他，心中油然升起的是怎么做人，做学问。想到的是他对于知识、事业的发展，成败升沉的阅历、故人朋友的交际，都能做到行止无愧于天地，褒贬自会入春秋!还自然会想起古人的诗句：“春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来。

费老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笔墨之间，意蕴无穷。正像他说的：人要有“志”，没有志了，文化就没有底了，没有根本了。这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