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维斌

从50年代的援越抗法，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到七、八十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边境处于战争和战备状态长达36年之久，边境各族人民为守疆卫国、维护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建设发展的好机会，正所谓“内地搞开放，南疆在打仗”，“全国奔小康，边民在站岗”。直到1993年6月中越边境大排雷的帷幕在友谊关拉开， 广西边境的自然美景才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4月7日至10日，我随中央记者团来到广西边境的靖西、龙州和凭祥等地采访。在这短暂的采访期间，我常常一个人跑到田间地头，或钻进村巷深处，或闯入木楼瓦房，尽可能更多地接触普通边民，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从他们那朴素憨厚的笑脸和爽朗透明的言语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更向往宁静而平淡的生活。

国境线上的沼气村

日吃过早饭，记者采访团驱车从南宁出发，沿着边防公路直奔靖西。汽车在美丽如画的山水间奔驰，越走山越幽，林越密，川越秀，仿佛把挺拔、壮观、逼真、奇丽的真山真水画图都集中了来。透过车窗，放眼眺望，群山连绵不绝，苍翠碧绿，山花烂漫。边民在土地上劳作，牛羊在山坡上撒欢，山沟里的村庄炊烟袅袅，山间小道上行人点点。置身于广西边境的山水之中，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国家民委文宣司的陈丹女士忍不住惊呼：“哇，好美好美呀！”出生于桂林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肖晓琳无不骄傲地说：“我们广西的山水都是绣出来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无处不桂林。此话一点不假。祖国辽阔，边境万里。在内蒙、甘肃、新疆等地，我曾被茫茫草原的情怀、广漠戈壁的胸襟、皑皑雪山的神韵所震撼，而南国边关的魅力同样令我陶醉——这平和而温馨的绿色所昭示的，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和精神。

位于中越边境87号界碑附近的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是“兴边富民行动”的沼气示范村，与越南高平省茶岭县和重庆县仅一山之隔。2000年自治区民委拨款30万元为村民建沼气池，带动了其龙村农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山间育林、栏间养猪、屋间沼气、田间种烟”的新型生态建设保护格局，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及卫生状况的改善、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到2001年3月， 全村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沼气池117座，还有102座正在建设之中。据初略估算，每座沼气池每年可节省用柴200 立方米，创造综合经济效益达1500元以上。

也许是前两天刚刚见识过前来参观的“全国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的大队伍吧，村民们对记者们的到来并不感到惊喜和稀奇。小村安祥而宁静，没有一丁点喧嚣，仿佛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辞旧世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告别穷苦线，迎新纪党指航向兴边富民引来幸福泉。”“昔日烧火上山砍柴流尽千滴汗，今朝做饭打开沼气饱享万般福。”每户人家的大门两旁都贴着一副对联，这是小村边民生活状况的生动写照。年岁稍大的男人们把板凳搬到阶沿上坐定，一边抽烟一边抚摸着趴卧在脚边的狗；妇女们怀里抱着小娃儿，斜倚在自家的大门上；偶尔有小姑娘或大媳妇的倩影在窗前晃动，若隐若现；七八个天真可爱的小孩童堆在屋檐下，躲躲藏藏，推推搡搡，大家都睁着大大的眼睛，远远地瞄着记者们，看他们怎样卡嚓卡嚓按动相机的快门，看他们怎样把录音机的话筒长长地伸到村支书的面前；一群水牛在村委会门前的宽敞坪坝遛达着，它们互相用头上的长角争顶着，打闹着，尽管嘴上都套着笼嘴，但也悠闲自在得令人羡慕。

听完村支书的介绍后，记者们开始分头采访。在村后的山坡上，一株挂满一串串黄澄澄果子的枇杷树诱得我直流口水，于是我急匆匆穿进通往后坡的小村巷，直奔坡脚那户人家。在路口我遇到一个小伙子，随口便问：“那株枇杷是你家的吗？”小伙子憨然一笑：“是的。”“能不能摘几串枇杷给我们尝尝鲜？”“好啊！”小伙子兴奋极了，即刻领着我来到他家，扛上梯子就去后坡摘枇杷。

这时，他家里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安祥地坐在椅子上。我向老人打过招呼，便与他闲聊起来。老人告诉我，他叫杨神青，他的弟弟杨神龙在村里当了10多年的民兵营长，还击战时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都立过，但也与越南人结了仇，越南当局悬赏3万美元要买他的人头。他在村里没法呆了， 只好到广东去打工，到现在还不敢回来，他在越南的一个亲戚也被杀了。老人还告诉我，山那边就是越南，离这里很近，15分钟就可以到，还击战时越南的炮弹就打到田里来，他的腿……。说到这里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眼圈也红了起来，脸上透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一会儿，小伙子已摘了一大堆枇杷回来，用塑料口袋装了一大袋。我从身上掏出10元钱来，准备放在桌上。没想到老人生气了：“我家的枇杷不卖钱！”我怎么解释也白搭，他就是不肯收钱。临出门时老人说：“我的腿残废了，站起来不方便，就不相送了。”我提着枇杷离开了老人的家，心里沉甸甸的。

离开其龙村后我一路在想，边民们的物质生活也许不怎么丰富，但他们的心境却格外平和，正是这种淳朴而简约、纯净而透明的生活，滋养着他们美好的心灵，使他们的精神品格更加多彩。不论你是北京来的记者或是什么处长局长市长主席，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飞过眼前的小鸟一样，既不会流露出惊慌，也不会讨好献媚。如果你要打听农事家事，他们会热情而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尽管他们的生活安闲而踏实，但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追求，没有欲望，没有苦恼。平平静静，平平淡淡，平平常常，平平安安，也许，他们的幸福和满足就蕴藏在“平”字中间。

五彩缤纷的边贸市场

位于中越边界东路15号界碑处的浦寨，三面青山苍翠高耸，像一道美丽而诱人的屏风。1992年前，这里仅居住着18户人家，百来号人，靠种玉米、水果、八角为生。谁能想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边境小寨，居然变成了具有东南亚特色的国际商城，每天进出浦寨或经浦寨跨国旅游的商人和游客高达万人次。

也许是因为见识过战争，见识过流血牺牲的缘故吧，这里的边民都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对外来文化和外地人不排外也不媚外，做起生意来不管你是湖北佬还是东北佬，就连鬼佬（外国人）也照样欢迎。因此，边贸生意也特别红火。在浦寨这块仅2平方公里的小小地方，不仅拥有800多套商业铺面，两个农贸商场，2 个大型停车场，而且还有来自越南、台湾、澳大利亚、韩国和国内27 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家中外客商投资置业并从事贸易活动。市场内水、电、交通、配载中心、通讯、宾馆、写字楼、餐饮、娱乐等基础设施完备，服务项目齐全，管理规范。你可以看到北京人主持的具有北京风格的啤酒店，可以看到上海人主持的具有上海风味的刨冰店，可以看到杭州人主持的具有杭州风韵的杭州丝绸店，可以发电子邮件，还可以看到精彩的“国际民俗斗鸡”，真是五彩缤纷。

步入街市中，看着人们做着光怪陆离的生意，倒也见识陡增。在这里，最受越南边民欢迎的是中国出产的日用百货和电器。当街一家的货仓里堆满了瓷盆瓷碗，几辆大卡车运货刚到，老板站在台阶上指挥着，几个卸货的伙计汗流浃背。隔壁一家是电器行，收录机、电视机品牌齐全，看来这些都是越南边民青睐的好东西。

到浦寨采访，有两件事情令我难忘。其一，我在街市上被一个卖吊床的越南青年满街追赶，软缠硬磨，死乞白赖，仿佛让你觉得，如果你不买一副吊床就对不起他似的。无奈之下，掏出20元钱，一下卖了两副。可刚过十几分钟，在另一条街上又和这个越南青年遭遇，没想到他竟然还来缠我。我眼睛一瞪，大声说道：“刚买了你的两副，这么快你就忘了？”这个越南青年不温不火，眨巴着小眼睛嘻笑道：“再买两副回去送朋友啦。”真让你哭笑不得。

其二，肩上挑着竹筐，头上戴着斗篷，嘴上捂着口罩，到处游街穿巷做买卖的越南妇女，是浦寨边贸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浦寨采访那天，我试图用相机把这道风景拍摄下来。当一位挑筐卖果的越南妇女朝我走来时，我拿着相机迎了上去，没想到越南妇女狡猾得很，只要你举起相机，她准把脸转过去。如果你不买她的东西，就无法一睹她的尊容。没办法，只好同越南妇女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游戏：

“大姐，你卖的这个果子叫什么名呀？”叫她一声大姐，看她能否听得懂。

“红心果。”越南妇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甜甜一笑。没想到越南妇女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地道，隔着口罩也让人听得清清楚楚。看到有买卖可做，越南妇女马上把筐放在地上，拣了一个果子，取出随身携带的小刀，一边削皮一边说：“很好吃的，很好吃的，你尝尝吧。”

“多少钱一斤？”我问。

“3块。”越南妇女伸出三根指头。

“3块钱一公斤，不算太贵。”我自言自语。

“不对！一公斤是6块。”没想到越南女反应这么敏捷， 连公斤市斤都分得这么清楚。

“便宜点可以吗？一公斤4块钱卖不卖？”我并不是在乎那几块钱， 而是存心同她侃价逗乐。

“5块钱一公斤卖给你。少了不卖！”越南妇女伸出5根指头。

“好，就5块，买一公斤。”

趁越南妇女专心称果子的当儿，我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瞧，这位越南女的神情多么动人，全神惯注在称杆上，绝对的买卖公平。她的那杆称还真与中国的不同，全是铁制的。说起越南妇女的精明能干，你真不得不佩服。

据当地同志介绍，在边贸生意场上拼搏的大都是女人，而且都是些成功的女人。她们胆大，背一袋钱闯天下；她们努力，把自己从事的行业做得尽善尽美；她们倔强，有种妇女能顶一片天的自信；她们泼辣，面对想占她们便宜的男人，她们的粗话说得男人落荒而逃。她们打扮入时，坤包里装着的是合同、钞票和大哥大。她们对越语无师自通，每天押货、出货、报关、交税、过关，一切有条不紊。据说，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生意对手——越南方面边贸多是女人之故。越南女人之所以顶天立地，是因为特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长年的战争，男人打仗、修碉堡去了，女人成了生活的主角。在边贸市场上，女人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如果没有她们的参与，边贸市场就不会那么五彩缤纷了。

无法尘封的记忆

来到广西边境，去友谊关是必不可少的。时至今天，改革开放，友谊关已掀开军事禁地的面纱，不仅成为旅游胜地和中国通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而且也成为和平与安宁的象征。10日中午，当我们的中巴车快接近322 国道线尽头的时候，但见群山延绵起伏，树木浓郁苍葱，一座高峰巍然拦面耸立，山周陡壁四垂，山顶危峰凸立，炮台座座。这山便是驰名古今中外的金鸡山，又叫右辅山。既有右辅山，就有左辅山。设立在左、右辅山之间的那座雄关，便是名冠天下的友谊关了。它与左、右辅山相辅相成，既独挡南天，又同扼中越陆路交通孔道之咽喉，委实险要。

同伴们在关楼前拍完纪念照以后，都急匆匆拥到玲琅满目的摊点前，争相购买那些10元人民币一大沓的越南币和20块人民币便可买到的法国香水。也许是出于个人的意趣吧，我无意于在摊点前耗费时间，便独自登上关楼顶层，遥望着中越边境线上的层峦叠障静静默想：古人设关不外乎防御外敌。在祖国辽阔的疆域上，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不知演绎了多少关。从古老的历史到现实的今天，处于祖国北方且都在国境之内的中国九大名关中的山海关、紫荆关、居庸关、雁门关、娘子关、平型关、武胜关、嘉峪关，作为“关”的意义早已不复存在，只是纯粹的历史遗迹，唯有这南方的春雨和秋风铸就的友谊关与外国接壤，并一次又一次地昭示着它存在的意义。站在高高的关楼上，俯瞰关里关外，车辆川流不息，行人来来往往，不觉感慨万千：祖国的神圣固然需要，但人不能没有互助，没有互利，没有友谊。当今时代，我们更应该加强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让两国人民共同分享天下太平和盛世福泽，断断不可闭关自守。

记者团在凭祥参观的最后一站是烈士公墓。1982年底，当我在《十月》杂志上读到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时，曾不止一次地掉过眼泪。记得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三喜问眼前那位识图能力极强的战士：‘你，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北京部队。‘叫啥名字？‘嘿，说名字一时也记不准。我们刚补近来的十五名同志，就我自己是从北京部队来的。干脆，就叫我‘北京好了。”这位自称“北京”的战士牺牲后人们才知道他是雷军长的儿子。关于这场战争的痕迹，早已被友谊关前的车水马龙和边贸市场的喧嚣声所覆盖，当年的炮声、厮杀声、呐喊声早已遁入群山之中……

今天，当我走进烈士公墓的时候，当我听说面前这块墓碑下躺着的烈士正是《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位战死沙场的“北京”的原型时，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那块矮矮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李翔军烈士，北京人，一九七七年一月入伍，中共党员，五三二五○部队副班长，一九七九年二月牺牲，终年二十一岁，荣记三等功。”而他旁边的两位烈士付俊华和李良周，都是1979年1月入伍，1979年2月牺牲，终年19岁。面对这一块块墓碑，我的心情格外沉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想，战争并不仅仅是英雄胸前的鲜花，也不是报告会上的掌声。战争更多的是生离死别，是人们心灵永远抹不去的伤痕。在短暂的人生中谁也不愿遇上战争，然而历史却往往是战争写成的，一场战争写就一段历史，一场战争造就一代人。作为历史，人们对战争生与死的记忆，永远不会尘封。

我在靖西县龙邦街采访过一位颇有见识的李医生。他告诉我：“对越还击战时，我们这里是主要前沿阵地，指挥部就在那个高山坡上。附近几个坡全部空完，老百姓都转移到洞里。以前雷达整天轰轰叫，现在雷达站已改做成寻呼台了。以前山上到处都有地雷，现在排完了。现在不打仗了，那些洞也可以开放了。前几天我到洞里转了一下，里面好宽好大哟，还有车场呢，一两个师的人马开进去没问题。现在这些洞没用了，如果上面拨点钱下来，把这些洞搞成旅游景点，那就厉害了！”

据说靖西县正在实施“旅游边贸连环工程”，依托沿边优势，铺就“兴边富民”黄金大道，其中就有一项“边关探秘游”。但愿李医生的想法能够成为现实，我下次到边境时，也能到山洞里转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