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元伦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这种现实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一国内和各国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它本应有利于发展人类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又活生生地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它正在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同时又导致出现一些需要加以控制的消极力量。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势力首先强调的是这一现实的“正面”，而反对和抵制的人们则更多担心这一现实的“反面”。两股势力唱的是同一出戏，但两段台词。不过，如果只是把近几年来日益活跃的“反全球化”行动概括为一群“乌合之众”，一伙“失意之徒”，那恐怕是过于简单化了。诚然，他们的队伍很复杂，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拥护者们难道都是“高雅之士”或“济世观音”吗？

“反全球化”之所以正在引起世人关注，是因为它是有来由的：

第一，制度性原因。“反全球化”行动参与者中，不乏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或批判者，历来对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满；有的则对西方市场经济抱持歧见，认为这是一种“强者压制弱者”而且不顾未来的经济，他们更反对“市场社会”；还有的则对最近20多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表示异议，认为它与经济全球化交互作用，正在销蚀欧美现存的社会契约，遵循一种“劫贫济富”的路线。这些“反全球化”行动参与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制度性剧变后，全世界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制度”的人暂时减少了，但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依然值得追求的“政策”和永无止境追求改良的“运动”的人并未减少，他们希望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运动”会带来较多的社会民主、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这或许也是“反全球化”行动部分参与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传统思想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指的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经济全球化孕育着世界走向同一性的危险。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原则普遍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交织和相互依存日益密切，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这种同一性涉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法律与社会制度以及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等，所有这一切都将日益以是否符合世界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规则为准。同时，这种同一性还表现为最有竞争力的某些强国的垄断性，它们力图将自己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世界主义者，又是沙文主义者，两极相通。之所以说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否认基于某一具体模式中人性观点的民族差异；说他们是沙文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只想使“美国文明”、“西方文明”这一具体模式普遍化。经济全球化还会导致民族国家——确切地说是弱国逐渐失去权力。国家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正在受到销蚀。所有这一切，是“反全球化”行动部分参与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保持民族特性、国家主权和多样性世界。

第三，来自经济全球化后果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指的是世界经济财富增长和社会分配更加不公。经济全球化通常使各项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经济财富的增加。从长期来说，世界财富增加将有助于普遍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但目前看到的却是社会分配的更加不公。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制度、市场发展、竞争、结构变动)促成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在“反全球化”行动中看到不少“弱者”、“受损者”（包括国家、地区、部门、行业、阶层、职业、人员等）的身影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管理方面的原因。全球化缺乏管理。经济全球化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但也导致出现一些需要控制的消极力量。因此，全球化需要一个政治答案，也就是各国政府的答案。如果他们合作能够控制全球化，全球化可能会成为文明进步的一个新因素，但迄今还没有这种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有效的全球管理。“虚拟经济”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虚拟经济”始于闲散个人资金的资本化，由此而使个人闲置货币变成生息资本；进而生息资本社会化，由此产生了银行，有了有价证券；再进而有价证券日益市场化，由此而提高了它们的流动性，随时可以变现；最后形成金融市场国际化，由此而大大加快了在国家、地区之间传导繁荣或危机。而传导危机，这对弱国最具威胁。近些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三非”——市场的非中介化、非规则化和非分界化。这给弱势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难题，如，怎样才能同时做到金融开放、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为了保持发展中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显然，既要适当改善全球管理，又要让各国可以灵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反全球化”行动部分参与者的要求之一。

总之，“反全球化”正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形成运动，它既可能导致某些积极结果，也可能导致某些消极结果。如果“正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能汇成理性的合力，相商演好经济全球化这台大戏，那将会使经济全球化变得比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