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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总留在我心目中的印痕

2001-08-15马叙生

世界知识 2001年15期
关键词:临沂陈毅山东

1945年深秋,我被由胶东地区调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工作,来到鲁南重镇临沂城,恰逢陈老总刚刚从延安赶到山东任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从此我算是进入了陈老总部下的行列。

用诗歌激励军民

那是烽火连天、形势瞬息万变的岁月,国共双方都在为决战进行紧张运筹。陈毅、罗荣桓两位老总在临沂短暂交接工作后立即分手,陈司令员匆忙赶赴鲁西南前线指挥作战。此时,蒋军从徐州出发沿津浦路全速北上,而我方因山东主力调离,余下部分尚未部署到位,新四军部队尚未到达,处境十分不利,敌军趁机于10月中旬抢占了济南。这样下去,不需多少时日蒋军就能实现其打通津浦全线的图谋。因此,截断津浦路、阻止敌军北进平津就成了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这一艰巨任务落到了陈毅为首的山东军民肩上。

根据我军力不足、敌军集中在一条线上并处于运动状态的特点,陈老总采取了集中兵力、高度机动、轮番出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在山东境内沿津浦线发动攻势。我们留在后方的司政机关干部,天天都能听到来自前方的胜利捷报:今天歼敌几千,明天俘敌上万,忽而活捉或打死几名旅长、师长,忽而缴获多少大炮、辎重,前方后方不知度过多少狂欢的日日夜夜。我记得,最令人难忘的是消灭吴化文部一个军和攻克滕县歼敌逾万的两仗,对此中央进行通报表彰。

我们几个来自胶东的知识青年(中学生)按捺不住,向领导请缨上火线。我当时幻想的就是到陈老总身边当名通讯兵什么的,但因为从事的是反谍工作,需要留在解放不久的临沂城。陈老总还下令动员群众拆铁轨、破路基、毁桥梁,使几百里铁路荡然无存。在此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陈老总的诗作并把它记下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他就是用这样通俗而生动的语言激励战士冲锋陷阵。山东军民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打通津浦线的计划。

展现外交家风采

由国、共和美国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调处工作,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一批执行小组。济南、徐州、青岛都在陈毅辖区之内,他也就是同设立在这些地方的军调执行小组打交道的中共战区长官。这期间陈老总已从前线回到临沂,在南关(华东局机关的驻地)一带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但总是或车或马来去匆匆,今天与济南执行小组会谈,明天与徐州执行小组会谈。

有一天临沂上空来了一架飞机,这次不是来投弹或扫射的,而是接陈毅去济南的专机。原来张、周、马三人军事小组来山东地区视察调处工作,陈老总的任务是向他们汇报、同他们会谈以及陪同和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在这些活动中,折冲樽俎的对手主要是美国的将校军人,也有蒋军高级将领。陈毅的博学和才能光彩照人,他知己知彼、能言善辩、不卑不亢、张弛有度,恰当而有创意地贯彻了中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维护和扩展了我军和解放区的利益。有一位美国人表示,他们没有想到中共竟有这样出色的将领。

1958年初,当正式公布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任命时,我立即回忆起他在山东的那段出彩的经历,意识到毛主席、周总理选择他主管国家外交,肯定与他那时表现出的才华有关。开国元帅陈毅也是新中国的外交先驱。

高超的政治领导才能

在临沂期间,我曾数次听过陈老总的报告,每次都能从中获取大量信息和知识,受到教育和启迪,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国共停战协定生效后不久。抗日战争结束,正当人们思考形势的前景时,“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提了出来,在干部和群众中引发出不同的认识。早在胶东时我曾参加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脑子里始终保留着一个大问号:难道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吗?陈老总的这次报告终于使我豁然洞彻。

记得他主要讲到以下思想:我们企望和平,对和平谈判抱有诚意,但是和是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国民党;和平不会自天而降,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和平并不意味着不流血;和平谈判是高层领导人的工作,战士、干部和乡亲们的任务是准备打仗;大敌当前,这“敌”不是顽军,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一部分同志的和平麻痹思想。讲得多么淋漓尽致!机关、部队开展了热烈的学习讨论,这对澄清干部战士的混乱思想、做好应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思想准备,起到转折性作用。

报告表达的是中央的方针和部署,但重要的是陈老总讲话句句扣人心弦,具有非凡的渗透力和感召力。这不仅仅是讲演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那坦诚、率真和平等待人的品格使然。他讲话不是在教训或昭示他人,而是用心声与听者交流。听过他的报告,我便有了这样的认识:陈毅不只是善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卓越的高级党政领导人。在随后那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岁月中,这种认识得到了充分印证。

爱憎分明疾恶如仇

日本投降后,山东、江苏交界沿海地区的伪军两个师向我军反正,为首的是反动军官郝鹏举,自称军长。我们采取的是优待政策,称其为义军,允许其原地驻扎,还派了一批政治工作者与该部进行联络。一年后的1947年初,国民党要与我军决战鲁南,派40几个旅的兵力进攻临沂。在恶战即将爆发前夕,郝逆叛变投蒋,充当进攻解放区的帮凶。最令人痛恨的是,他把我们派去的几名干部押送南京,向蒋介石表忠,致使他们惨遭杀害。

关于此事,陈老总有一次讲话。那烈火般的言词、排山倒海的气势,使我看到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回忆起来他讲话的大意是:你郝鹏举一个反动军官,投诚人民我们欢迎,投靠蒋介石随你的便,但不该把我们的同志绑送南京加害他们,自古交兵不斩来使,更何况他们是友善使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教你重新做人你不肯,偏偏要与猪狗为伍,对你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杀害我革命同志的元凶,决不能宽恕,必须严惩不贷!

讲话激励了战士、干部同仇敌忾、无比高昂的战斗热情。根据中央的决策,当时山东野战军的任务是佯做在鲁南与蒋军大决战的架势,大部主力昼伏夜进,兼程北上鲁中,投入著名的莱芜战役。就在这样的时刻,陈老总依然说到做到,还是派了一支部队,在国民党大军眼皮底下,猝不及防地吃掉了叛军的两个师和总部,活捉了郝鹏举。我当时正在鲁南前线参与组织民工向前沿阵地运送作战物资的工作(后来才知道这是佯装策略的一部分),亲眼看到这支讨逆部队在夜幕中急促撤离战地向北转移的情景。后来我读过陈老总从那次讲话和斥责郝逆时的心情中提炼出来的七言诗《示郝鹏举》:“教你做人不做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据说陈老总见过被俘的郝鹏举,并当面严加训斥。

不只威严更有平常人情

60年代伊始,边界问题成为中苏关系中的热点,第一次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即将在北京开始。就在此刻,1964年初的一天,领导通知要我去中南海向陈毅副总理汇报中苏边界问题,当时我在外交部中苏边界办公室工作。副总理的会客室很干净,沙发套是雪白的细布做的,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我站了一会,侧旁的木雕隔扇打开了,多年不见的老首长向我走来。“你就是马叙生同志喽”,说着和我握了握手,落坐在长沙发上,然后指着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我也坐下。

我打开资料正待开口,副总理却问起我的经历。谈到山东,他说在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谈到上海,他说他那个市长不好当,解放初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缺粮,当时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我当时在华东粮食部门工作);然后又谈到我在莫斯科留过学,他说去苏联留学是政府派出,学成回国为国家服务,不应受歧视,你们应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组织会一视同仁。关于最后这一点,副总理是有所指的,中苏关系恶化后,一些部门对“苏修”培养的学生、特别是学文科的人不怎么信任了。但在陈副总理兼外长领导下的外交部似乎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回答说,我在外交部工作得很愉快。

大约谈了一刻钟,话题才转到边界问题。我简单介绍了中苏边界的历史沿革和争议地区这两个问题。谈到历史,他提到清朝在初期很有作为,雅克萨战争打得漂亮,后来就不行了。沙俄很狡猾,费力不多,掠夺中国的土地却最多。谈争议地区时,副总理看到一张彩色示意图上画着一个碧绿的湖泊便说,这是个好地方,谈判时一定要争回来哟,说着往后一靠,畅怀大笑起来。我受到感染也笑了起来,并说恐怕不行,那湖也没什么用,是个苦水湖。他说他是开个玩笑。最后他说,谈判方针中央已批准,坚持以条约为基础,该是中国的就要争回来,但是不会那么容易,要做长期谈判的思想准备。这次谈判是全局性的大事,要经常向总理请示汇报。回到外交部,我立即向领导和边办的同志传达了陈副总理的指示。

“20年后中国人都会穿西装”

1972年初,我在呼和浩特出差,从广播中获悉陈毅元帅逝世的消息。我心情难以平静,一件件往事从记忆中浮现,为一代民族精英的早逝(才71岁)而深切感慨,不由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四句六言小诗:一生光明磊落,至死不屈宁摧,光灿灿功德满,岁悠悠青史垂。这是我多年来对陈老总的认识的概括。

当时,我记起了一些往事,但脑海中出现最多的是他近数年在“文革”浊浪中搏击的形象。在淫威之下,他决不弯腰低头,而是坚持说理斗争,错了的坦诚检讨,正确的顽强坚持。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困境中,陈老总对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在一次批斗会上,“小将”们指责他喜欢西装革履,搞洋奴哲学。他反驳说:美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拥有?毛主席也说西装好看,我不穿你们穿。接着,他把手一挥厉声说道:“我相信,20年后中国人都会穿西装。”

我一直记得这个细节,觉得老总想的不只是穿什么服装一件事,他要说的是中国必将拥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事实证明,陈老总的预言实现了,不过是在他1967年发表上述预言10年、而不是20年之后,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他要是能看到今天的情景,定会再次发出那特有的、感人肺腑的爽朗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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